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了祖国，许多人的心愿终于了了，从此一国两制也在澳门展开，然而，回归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
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商界巨擘——马万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澳门必须驻军。”
这一话语不仅透露出他对澳门未来安定的深刻忧虑，也触动了中央政府的神经。
为什么他在这个历史节点提出如此强烈的要求？
他的提醒又为何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影响了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马万祺的成长背景与爱国情怀
马万祺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家境优越但并不奢华。
他的父亲是广东南海一带的商界人物，做生意非常讲究信誉，这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名气。马家虽富，却不盲目追求富贵，家风严谨，注重教育。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马万祺，从小便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尤其钟爱历史与文学，尤其是那些讲述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
马万祺的父亲常常给他讲起中国古代的忠臣烈士，那些不畏强暴、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个深深的种子：爱国，是一个男人最崇高的责任。
1931年，当时只有12岁的他，正在南海中学读书。
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整个中国的局势骤然紧张。
消息传到广东，整个社会仿佛被一股震荡的力量击中。
马万祺坐在课桌前，看着身边的同学和老师的脸色变得凝重。
他的父亲在家里常说：“国家不强大，家族也不能安宁。”
那时，他并不完全理解父亲的言辞，但眼前的事实让他开始意识到，一场更为残酷的斗争即将上演。
记得那天，他和同学们在操场上举行了一场简单的抗议活动。
校方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学校的领导、老师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抗议。
其中一些老师甚至在课堂上谈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自己家乡被日军侵占的惨烈情景。
那一刻，马万祺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种从内心涌出的愤怒与不安。
在他们的校园里，几十个青年学生默默聚集，他们举起了自制的横幅，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更是让马万祺的家族和社会发生了剧变。
许多商家面临着日军的压迫，生意一度陷入困境，马家也未能幸免。
即便如此，马万祺依然对祖国保持着一份不言而喻的热忱。
他有一次回忆，在香港流亡期间，曾亲眼目睹了外面的世界因为战火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那时，家里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但他始终保持着从未改变的信念：无论身在何处，祖国永远是自己的根。
有趣的是，尽管身为商人家庭的孩子，马万祺并不完全倾向于将自己的目标局限在财富积累上。
大部分商人更多关心的是自身的商业利益，而马万祺的眼光却在很早以前就超越了这些短期的利益，他开始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国家的未来。
马万祺与澳门回归前的思考与行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逐步恢复与世界的联系，国家在对外事务中的地位愈加突出。
与此同时，澳门回归的消息成为中国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一项重磅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万祺深感自己作为澳门社会的知名人物，肩上有了更为重要的责任。
在那个时代，澳门的未来局势并不明朗。
1979年，中央高层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提出澳门的回归问题已经进入议事日程。
然而，这一过程中潜藏的政治挑战、国际压力以及香港回归的特殊性，让人们对澳门的回归充满了疑虑。
尤其是一些外国势力，担心中国政府会在回归后对澳门进行强力控制，甚至对澳门的自由经济体系产生干扰。
而马万祺对此深感忧虑，他并不只关心澳门的商业利益，而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澳门与祖国统一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势。
马万祺在1980年代初期逐渐开始与中国政府方面的高层进行接触，他向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澳门回归后，必须有中国驻军”。
这一观点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深刻的战略思考。
当时，澳门的相对封闭性和较为特殊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在回归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保障与支持，以确保祖国的主权不受挑战，确保社会稳定与经济平稳过渡。
马万祺不仅在自己的私人会议中频繁提出这一观点，还在公开场合，尤其是与澳门商界和港澳社团的交流中，积极推动这一话题。
他认为，尽管“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保持相对的自治。
但同时必须确保中央政府在澳门的主权不受侵犯，必须通过驻军这一举措来保证回归后的安全和稳定。
他认为，驻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体现，更是一种政治信号，表明祖国的主权得到有效的捍卫，也让澳门社会和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对马万祺的提议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尽管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对外公开回应，但在内部的政策讨论中，马万祺的建议得到了认可。
最终，经过多方努力，驻军问题成为了回归协议中的一个核心议题。
马万祺为澳门回归后的稳定与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定位。
澳门回归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的智慧与决心。
而马万祺的预见性和坚定信念，不仅为他赢得了澳门人民的尊重，也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