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生物标志物在疾病诊断、治疗效果的评估和预后预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能够促进治疗效果、提高治疗效率，重度抑郁症（MDD）等精神疾病还需要更可靠的生物标志物。
血小板中的异源三聚体G蛋白Gsalpha（Gsα）通常分布在细胞膜的非脂筏区域和富含胆固醇的脂筏区域。在急性抑郁发作时，Gsα更倾向于集中在脂筏区域，与腺苷酸环化酶（AC）结合减少，从而削弱神经递质信号传导，减少cAMP生成。
MDD患者脂筏中Gsα含量较高，可以通过减少Gsα与脂筏结合，进行慢性抗抑郁治疗。这些结果提示，Gsα或许是评估MDD临床状况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评估了Gsα作为生物标志物判断MDD严重程度的可靠性。研究显示，MDD患者血小板中Gsα激活AC的能力减弱，导致cAMP水平降低，成功的抗抑郁治疗可以恢复cAMP生成。简单、高通量的血小板检测即可评估MDD患者的临床状况。
研究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
研究对象来自UnMASCK研究，年龄在25至50岁之间，诊断为MDD或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在基线筛查和随访（随访1和随访2）中通过量表（HamD17和QIDS-C16）评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QIDS-C16评分6-10为轻度抑郁，＞10分为中度抑郁，＜6分为无症状。两次随访间隔2周，在随访1和随访2时采集血液样本，通过检测前列腺素E1（PGE1）刺激后AC产生的cAMP水平来评估Gsα的功能状态。
共有28名MDD患者、4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和9名健康对照提供了血液样本和临床数据。MMD患者包括14名男性和14名女性，平均年龄31岁，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患者包括4名男性，平均年龄31.1岁，健康对照组包括2名男性和7名女性，平均年龄31.2岁。
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和PGE1刺激后cAMP水平的关系
在3次抑郁评分记录中，参与者QIDS-C16评分变化很小。对于20名有3次记录的MDD患者来说，基线平均QIDS-C16评分为6.25±4.1分，随访1为6.50±5.0分，随访2为6.65±4.9分；对应的PGE1刺激后cAMP平均值分别为随访1时的1.62±0.75和随访2时的1.67±0.83，有16人的PGE1刺激后cAMP水平变化＜0.4 nM cAMP/well（每个检测孔中cAMP浓度变化）；说明随访期间患者抑郁症状和PGE1刺激后cAMP水平都相对稳定。
QIDS-C16评分变化较大的患者，其PGE1刺激后cAMP水平变化也相应较大。QIDS-C16评分与PGE1刺激后cAMP水平呈负相关，即患者抑郁症状加重时，PGE1刺激后cAMP水平降低。
轻度-中度抑郁症状的MDD受试者的PGE-1刺激后血小板cAMP水平明显低于无症状的MDD受试者或健康对照组
在不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下，PGE1刺激后cAMP水平不同。分析表明，轻度至中度抑郁的MDD患者的PGE1刺激后cAMP水平显著低于无症状的MDD患者和健康对照者。QIDS-C16评分＜6的患者组的cAMP平均值为1.826（随访1），在QIDS-C16评分＞6的患者，PGE1刺激后cAMP平均值为1.253。这表明，PGE1刺激后cAMP水平可以有效区分不同症状严重程度的MDD患者。
有13名MDD患者随访期间使用了抗抑郁药物。抗抑郁治疗对PGE1刺激后cAMP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未接受抗抑郁治疗的患者cAMP显著低于接受治疗的患者，但是症状的严重程度仍然是PGE1刺激后cAMP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的患者，轻度至中度抑郁患者的PGE1刺激后cAMP平均值为1.2±0.3，无症状对照的平均值为2.8±0.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研究支持Gsα可能是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有跟踪或预测治疗反应的潜力。未来可以通过更大样本量和更长治疗周期的试验来验证Gsα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效用。
参考文献：
Gunay A, Targum SD, Leow AD, Ajilore O, Rasenick MM. A simple platelet biomarker is associated with symptom severit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ol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March 4, 2025. doi:10.1038/s41380-025-02941-1
本文作者丨王雪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