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医生，给我的母亲执行安乐死吧。”
在说完这句话后，男子大声哭泣，双腿一下子就跪在医生的面前。
蒲连升被家属的悲痛所打动，咬牙做了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执行者。
可谁知几年后，蒲连升叹息的说道：“哪怕再给我跪下，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再干了。”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文信源来自官方媒体，具体链接赘述在文章结尾，但为提升文章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请理智阅读，仅供参考。
痛苦的患者如果说蒲连升是中国第一个执行安乐死的医生，那么夏素文就是第一个被安乐死的患者。
夏素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操劳辛苦，养大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不料积劳成疾，在晚年患上了"肝硬化腹水"这种绝症。
这种病给夏素文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折磨。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原本健硕的体型变得骨瘦嶙峋，皮包骨头。
更可怕的是，由于肝硬化引发的腹水和水肿现象，她的肚子却异常的鼓胀，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皮球"，与上半身的枯槁形成鲜明对比。
夏素文无法自理，大小便失禁，整日疼痛不已。
有时痛苦难当，她会用头猛撞着床板，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震耳欲聋。
止痛药对她早已失去作用，医生只能一次次加大剂量，可夏素文仍在病痛中反复挣扎。
就在 1986 年的某个夜晚，夏素文突然发病，疼痛加剧，她用头拼命撞击着床栏，夜里的哀嚎响彻整个医院。
儿子王明成见状心如刀绞，他实在看不下去母亲这般痛苦。
第二天，昏迷过去的夏素文醒来时，精神反而清醒了些。她望着守在身边的儿子，眼角不禁泪流满面。
王明成赶紧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夏素文却说出了令人心碎的话：
"明成啊，我不想活了，你让我去死吧。"
"蒲医生，我愿意独自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只想让母亲能体面离世，不再受折磨！"
王明成推开蒲连升的办公室，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蒲连升皱起眉头，他当然知道王明成的苦衷，但安乐死在国内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但在王明成苦苦的哀求下，他还是下定决心，决定让夏素文安乐死。
首先，他开具了一张处方单，上面写着"复方冬眠灵 100 毫升"。
复方冬眠灵是一种源自国外的安乐死药物，主要成分是巴比妥类、三唑仑等镇静剂和吗啡等阿片类镇痛药。
它最初被用作普通的催眠助眠药，但当超过一定剂量时，就能导致人体大面积缺氧缺能，最终昏迷而亡。
之后他又将王明成还有王晓琳叫来办公室，毕竟安乐死也需要病患本人或家属的申请和签字作为证明。
王明成和王晓琳看后面有些踌躇，但最终还是在左下角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国外关于安乐死的规定是，执行安乐死时必须有两名医生在场。
但蒲连升想到，不能让正式护士来做这件事，她们肯定会拒绝并报警。
他最后找到了一名实习生蔡建林，对方得知真相后吓了一跳，但浦东生直接威胁他道：
"你如果不听从安排，就把你调离医院。"
实习生蔡建林为了工作，只得点头同意。
一切就绪后，蒲连升吩咐蔡建林第二天下午 5 点，在他和王明成、王晓琳的见证下，为夏素文注射 75 毫升复方冬眠灵。
这个剂量对于夏素文这个年迈体弱的病人来说，原本就足以致命了。
然当天下午夏素文在注射后昏睡过去，但并未立即离世。
蒲连升事先已经考虑到这种可能，于是嘱咐蔡建林，如果夏素文在次日凌晨 0 点前还有生命迹象，就再补一针。
最终 1986 年 7 月凌晨时分，夏素文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漫长的病痛岁月。
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时间已经过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在夏素文去世几天后，她的大女儿无意中从医院护士口中得知，母亲是被执行了安乐死而离世的。
这个消息无疑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大女儿的心坎上。
她愤怒不已，认为蒲连升等人是蓄意谋杀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大女儿直接向汉中市法院提起了控告，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令大女儿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过程中，自己的亲弟弟王明成和妹妹王晓琳竟然也参与其中，他们在安乐死药物处方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因此，法院也将王明成和王晓琳一并列为被告。
1986 年 7 月 3 日，汉中市法院正式立案，对此次"安乐死案件"展开了调查。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
支持者认为，蒲连升等人的做法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是尊重了病人及家属的意愿；
反对者则坚持法律面前没有例外，违法就应当受到惩处。
案件陷入了僵局，双方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争执不下。
法院由于缺乏先例，在如何判决上也显得踌躇满志。
就这样，蒲连升和王明成、王晓琳被关押近 500 天，直到 1991 年 4 月，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蒲连升等人无罪。
这个判决无疑是正义的胜利。法官们清醒地认识到，安乐死背后是人性的温暖和悲悯，是对病患的尊重。
法律虽然不允许"杀人"，但特殊情况下也需要用人性化的视角来审视。
不过，即便蒲连升等人最后被判无罪，但此案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对于蒲连升来说，尽管法院判他无罪，但在社会的舆论谴责和事业的重创面前，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为首例安乐死执行者，蒲连升在医院里备受非难和疏远。
同事们避之不及，朋友们也纷纷疏远，就连家人也对他指手画脚。
医院方面也迅速做出决定，取消了蒲连升的晋升资格，肉眼可见的是，他无缘继续走上更高更好的医疗事业道路。
精神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使得蒲连升的生活一落千丈，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在医院摆摊卖凉鞋和棉服维持生计。
一个从医多年、干柴烈火的医生，沦落到了这种地步，蒲连升自己也万分羞愧和伤心。
多年后在采访时，蒲连升红着眼眶感慨道：
"想起这件事我真的很后悔，折腾了一大圈，发现自己过得比别人都差。"
他意识到，当初那个冲动的决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代价。
"以后哪怕有人跪下来哀求我，即使开出天价 100 万，我都决不会再次执行安乐死了。"
蒲连升坚定地说，"我奉劝和我一样的医生，在我国没有相关立法前，最好不要做这种事情，免得重蹈覆辙。"
而王明成的遭遇则更加令人扼腕叹息。出狱后，他不仅在原单位被下岗，过着干活度日的生活，妻子也接连生了大病。
最终，王明成自己也患上了绝症胃癌，在病榻上遭受了和母亲一样的痛苦折磨。
当时，痛苦万分的王明成也曾孤注一掷，向医生请求为自己执行安乐死，但可惜遭到了拒绝。
在漫长的抗癌路上，家破人亡的王明成再次尝到了人生的悲凉。
两年后，王明成最终在病痛和贫困的双重夹击下离开了人世，面目狰狞，痛苦地离去。
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孝子，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夏素文的安乐死案引发了全国关于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和争议。
支持者认为，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是尊重病患意愿，让他们免受无谓的痛苦折磨，体面地离世。
反对者则坚持，安乐死违背了生命至高无上的原则，一旦合法化将可能滥用，威胁生命权利。
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安乐死一直是一个存在重大分歧的话题。
目前，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为数不多，以荷兰为代表。2001 年，荷兰成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但荷兰的做法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据统计，2002 年下半年，荷兰就有 7000 多人接受了安乐死，而其中约有 40%的人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安乐死"的。
这些数据令人感到不安，一旦失去有效管控，安乐死很可能会滥用，成为某些人夺去他人生命的工具。
生命的价值是高贵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
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以用安乐死来结束病人的痛苦，减轻家属的负担，这确实需要法律的指引和社会的共识。
期待有朝一日，在人性化和法治化的平衡点上，我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国情的答案。
信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