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纪念傅高义，是因为他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不惮于注入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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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图/新京报网
北京时间1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逝世，1973年至1995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 美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推特截图。
在此次住院之前，傅高义教授仍在工作。新京报记者曾于12月12日与傅高义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前往医院，或许可以在2021年1月的某个时候再接受采访。
▲ 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等著作。
在12月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汪文斌说。
此前，在12月1日晚间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傅高义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专访傅高义著作《日本第一》序言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他表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傅高义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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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是傅高义的灵魂”
新京报： 听到傅高义逝世的消息，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沈丁立： 就我个人而言，感觉十分突然，因为好像最近还看到他活跃在媒体和讲座中，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十分悲痛，世界再无傅高义。
新京报： 在为《日本第一》序言进行翻译的时候，你是否与傅高义见过面？你觉得，傅高义是个怎样的人？
沈丁立： 其实翻译《日本第一》序言时，我与傅高义主要通过邮件沟通。不过，我跟傅高义是老朋友，见过多次，他邀请我为该书翻译序言。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吹嘘美国取得的成就，他会虚心了解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就，也会承认他们的优点。
除此之外，傅高义非常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流中美或者中日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傅高义经常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十分符合他希望中美加强合作的观点。现在说起来，我都能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已经浮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
新京报： 傅高义曾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提到，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扩大他们的和平互动，中日之间和平共处、中国和日本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你认为，中日应该如何加强交流？
沈丁立： 目前来看，中国在高科技产业仍需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不管与哪个国家交往，我们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从傅高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与各国交往中应该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
新京报： 你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中美关系根本没有达到傅高义的预期。傅高义大多数观点的灵魂就是“谦虚”，是各个国家积极展开交流，中日之间没有做到充分交流，中美之间的关系更是某种程度上呈“自由落体式下降”。
从整体而言，中美、中日问题都只是一个缩影，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傲慢地认为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但美国应该要学会“借鉴”，就算无法全部学习，起码也要对一些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
新京报： 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沈丁立： 一停二看三通过。所谓“一停”，就是暂停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先把矛盾“冷处理”，等到过两天情况好转了，就到了“二看”，看看中美之间能够在哪些问题上进行合作，就目前来看，中美可以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合作，也不会是深度合作，但至少比没有合作要好，三通过，就是逐步改善关系，从教育角度来看，可能会减少给中国留学生颁发签证的限制，但也没办法回到几年之前的情况。
新京报： 你如何评价傅高义的个人成就？
沈丁立： 首先，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所做的研究横跨中日和中美，作为一名美国人，傅高义不仅是个“中国通”，还是个“日本通”。其次，傅高义对于事物的观察比较客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就觉得美国一切都好。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他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993年至1995年，傅高义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把自己的研究“学以致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高义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立场，即通过合作的方式，使各国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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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去世：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先生”的记录
文/徐立凡（媒体人）编辑马小龙校对李立军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时间12月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据悉，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
当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数条推特，对傅高义的去世表示哀悼。其推文称，“知道傅高义去世的消息后，我很悲痛。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针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对学术领域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学派的代表人物，傅高义对中国、日本、韩国也多有研究。他的《日本第一》等著作名噪一时。他被认为是极少数精通中日两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
傅高义不是线性的历史叙述者，而是在研究中注入了社会学、组织学角度。由此，其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比较意义。比如，他对于日本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一个东方成熟的现代化社会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可以反诸于观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高义得以享有盛誉，大多源于他耗时10年，于2010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的巨著《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他因此被称作“中国先生”。
▲《邓小平时代》封面。图/新京报网
傅高义之所以获得这个评价，是因为他从1961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历时近60年。可以说，他跟踪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部分历程。当代西方学者少有像他这样的人，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代价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反映在《邓小平时代》里，就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的盛赞。
正如他所说：“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一些批评者认为，傅高义对于中国、日本的研究著作有过度褒扬之嫌。的确，傅高义的写作少有一般权威著作的理性视角和学术高度，而带有传统叙事的特点。但这一特点源自他的双重考量：一则，他的书是写给中学生、普通人看的；二则，他以历史结果为评价标准。这也决定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吝赞扬。
我们纪念傅高义，是因为他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不惮于注入感情色彩。他有意摆脱了西方视角的叙事体系，这在具有冷战式思维的人看来，是一种“脱序”之举。但这种“脱序”正是完整认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应有起点。
我们纪念傅高义，还因为他即使到了晚年，依然积极为维护中美关系鼓与呼。他多次强调美国应该认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这种姿态在一些人看来是过于“入世”，但“入世”何尝不是一个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傅高义虽然去世了，但可以肯定，人们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先生”的记录。这不仅是因为傅高义的书“说了中国好话”，更在于他的书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正在行进的历史，傅高义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