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战国之后的法家崇尚的“法治”并非凭空而生。它是由“礼治”中的政，统，吏道因素充分分化而来。当各国礼制日益形式化，程序化系统化考，并日益服从于纯政治性的思考和服务于纯功利性目的之时，所谓“法律”也就从中脱胎而出了。
战国时代许多国家发展出因功而授的“赐爵”之法。商鞅变法使军功爵制逐渐成了一种重要的身份等级。二十级爵各自享有不同特权，并且“民之爵”和“官之爵”亦有区分。这二十个等级被视为相当于诸侯，卿，大夫，士且仍称爵，说明了官僚等级制是封建等级制的直接变革状态，这是一种“大时代”的转变，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只是整个大时代转变显著的一环而已，世袭转变为尚贤。
早在上古周代就已经存在着相当发达的官员体制了，它居然曾与宗法封建制和谐交融，乃是一颇令人惊异的事实。礼崩乐坏以后，上层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制度安排开始有所分化发展。所以说当今社会的改革不断一直在路上。不断有新创意识形态取代原有的制度安排，价值核心，思想与道德共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