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制，在安西与北庭两都护府的基础上，将军府制度推向新的高度。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西域治理的深远战略，还彰显了唐代在边疆管理中的创新与实践。

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是中国最早的军政合一治理机构，其核心任务是管辖西域南北道的军政事务。

唐朝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于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安西都护府，初驻交河城，后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明确了都护职责在于“安定西域”。

这一改名体现了唐朝对西域治理的明确政治意图。安西都护府不仅延续了西汉都护的职能，还进一步拓展了疆域，覆盖至波斯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区域。

此外，唐朝在西域设置了多个都督府和州县，如西州、伊州、庭州等，并推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租庸调制等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多元化管理模式使得西域东部逐渐融入中原的行政体系，为中央王朝对西域的长久管辖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一大创新是将西域一军府制改为两军府制。

贞观年间的安西都护府设立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唐朝又在天山以北设立北庭都护府，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安西大都护府位于天山南侧，统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北庭大都护府则控制天山北侧，负责准噶尔盆地的防务与治理。这种布局既兼顾了天山南北的防御需求，又突出了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全面管控。

两大都护府的驻军规模空前，至开元年间，安西都护府管辖2.4万兵力，北庭都护府则管辖2万兵力。这些官兵以募兵制形式驻扎，不仅负责边疆防务，还广泛开展屯田，形成了兵农合一的生产模式。

唐朝在西域开设了多达56处屯田，面积近30万亩，大量兴修水利设施以支持农业生产。这种军屯制度为唐朝在西域的持续存在提供了重要保障。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在唐代官制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从西汉时期的加官性质，到唐朝时两大都护府纳入正式品级官制系列，安西和北庭都护均为从二品高官，其属官配备达近百人，远远超过了西汉时期的规模。

此外，唐朝还曾以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以显示对安西大都护府的高度重视。

两大都护府不仅是军政机构，也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唐朝通过屯田、移民、贸易等方式，将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入西域，同时也吸收了西域的多元文化，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这一制度在西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虽因安史之乱后受到削弱，但其影响深远。此后辽、西辽、元朝乃至清朝的西域治理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唐代军府制度的经验。

唐朝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治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过渡。其制度设计兼顾了军事、防御、经济开发和文化交流，为西域的繁荣与安定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这种军府制度为历代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边疆开发与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