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发现从根基上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遗憾的是，两位却因争夺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功劳分道扬镳。几十年来，二位时不时地指责对方，指责的内容也从宇称不守恒的争功延伸到品行。科技史工作者试图还原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过程，去探寻发现过程中的功劳大小，但都是无果而终。

近日，网络上冒出一篇热文《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决裂并非无解之谜，我的五点分析》，作者是二湘。说实话，这个标题甚是吓人，专业的科技史工作者研究了几十年也搞不清楚的事情，一篇突然窜出来的网文能够解谜？

我看了二湘的五点分析文章。作者在文中透露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言语中流露出写小说的身份有助于解谜。读完那篇文章时，我在脑海里立马给出了一个浓缩成简短一句话的评价：作者的确是个写小说的。

本不想搭理这小说，可没想到前几年网民集体嘲弄谩骂杨振宁的景象在那篇文章的激发下再次燃起。二湘的文章能够火爆，不是因为她解开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决裂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存在严重缺陷的文章迎合了大多数网民的喧嚣。更让我惊讶的是，一些在科技传播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公知居然在自媒体上全文转发了二湘的那篇文章。这些促使我下定决心把我对二湘那篇文章的简单分析写出来。

二湘在得出是李政道先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结论的时候，对照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说法，又查看了吴健雄的回忆文章。其实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材料，任何一个心智正常会上网的人都能轻松找到这些材料。用这样的材料去拨开困扰专业科技史工作者几十年的迷雾，犹如用初等数学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其实在我读二湘前后两篇文章时，隔着屏幕我仿佛就看到了二湘的喜悦表情，和初中学历的大神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喜悦表情是一样的。

换做真正的科技史工作者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科技史工作者会寻找第一手原始资料。比如提出设想前的会议交流材料、实验记录、《物理评论》档案室里保存的原始投稿论文以及编辑和作者的交流记录等。这样的材料有助于还原当时的情景，这样的材料不是对着屏幕点几下鼠标就能找到的。

吴健雄回忆文章中的“早春”二字让二湘兴奋不已，认为找到了关键突破口。这恰恰暴露出自己在研究方法、逻辑分析上的缺陷。几十年后，哪怕几个月后的回忆是否会和真实情景有偏差？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此时往往需要分析多人的回忆，并结合其他材料确定真正的日期、真实的经过。“早春”本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显示出吴健雄在回忆上的不确定，这样不确定的信息怎能作为解决关键问题的突破口？

事实上吴健雄在一些更为关键问题上的回忆已被科学史工作者确定存在回忆偏差。比如实验首次观察到宇称不守恒的迹象日期，综合其他史料分析，吴健雄的回忆出现了偏差。

有意思的是，到了杨振宁提供证据时，二湘的表现却是另一番姿态。比如在面对杨振宁提供的证明自己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证据时，二湘的表态是“他提供的几条证据和李没什么关系，尤其前面几条，真实性我们无法证明……”这就怪了，二湘为什么不说吴健雄的回忆或李政道的证据“真实性我们无法证明”？

说到杨振宁到底是不是费米的学生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李政道指责杨振宁不是费米的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李政道是输得一塌糊涂。杨振宁是不是费米的学生这居然成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争论的问题。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个问题跟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有什么关系？争论这个问题能有什么意义？当李政道指责杨振宁不是费米的学生时，杨振宁作出了回应。二湘没有贴出杨振宁的回应，我在这里贴出：

二人是因争论宇称不守恒的功劳决裂，之后一些无关紧要问题的争论则是出于表达对方品质存在问题。关于杨振宁是不是费米的学生，我可以提供两条信息。一个是在1999年杨振宁的退休学术讨论会晚宴上，弗里曼·戴森（戴森球的提出者）作了《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演讲，里面提到了费米对杨振宁的影响——“他从费米那里学到的物理比从任何他人那里学到的为多”。

另外一条是费米对杨振宁的评价：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结识他，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物理研究院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困难，在解决问题时那种坚定持重和沉静的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应该学习的。

费米1954年去世，那时宇称不守恒尚未提出。至于杨振宁是不是费米的学生问题，费米对杨振宁的评价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就看做阅读理解的人会不会有倾向性的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