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刷到一个网名叫“大鹏随聊”的视频，他的个人资料的自称是“理解历史与哲学，理解中国，理解西方，理解世界”。他自称是40岁，说明是80后，根本就不了解前30年的历史。

刷到他这个视频的标题是“前30年穷是因为基础弱吗？”他声称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要以“理性辩证的方法去分析”，这表明他是运用哲学的辩证法来分析前30年的“穷”的原因。运用辩证法进行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理应如此。但问题是他宣称自己是以“理性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地去分析，而事实却与他自己声称的观点截然不同。只是口头上说要“一分为二”，要“理性辩证”地去分析，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完全相反，仅以冠冕堂皇的言辞，根本就没有尊重历史，没有真正做到“理性辩证”地分析，这样势必成为以讹传讹的误导言论。

下面先说说他对前30年的分析情况。他例出了一个提纲，把前30年分为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划分没有问题。问题是对三个阶段的讲解严重失实。

他对前30年的说法是：第一个阶段（1949—1956年）他认为正确的一面，这个阶段他说得最多，他认为，1949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时的基础确实很薄弱，但他认为这个7年时间是一个光辉的历史时代。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对第二阶段的评价是“艰难中还继续发展”，这个阶段是（1958年—1965年），对这个阶段他的评价是，经历了曲折，但认识到了问题，通过整顿，还是有所发展。

他认为很不幸是（1966年—1976年），这里他特别强调具体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到1976年。这种阶段他的评价是“打乱秩序，搞运动斗争”。他说，如果我们去对比世界上其他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干什么？在搞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在搞运动和斗争的时候，人家在快速的以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发展，迅速的把我们拉到后面。所以，你去查数据的时候，这几年我们是逐年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下滑的。

然后，他归纳提出，你还会认为前30年的基础是弱的吗？言外之意，就非常清楚了。非常明显，这个人是完全照搬走资派们的一套说法。即把56年以前进行极力抬高，而对后面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以上这些是这个叫“大鹏随聊”的基本内容的概括。

他口口声声要“理性辩证”地进行分析，然而，他所说却是一种非常片面的陈词滥调。首先，他的标题，逻辑上就说不通。他的标题以一个反诘句式，意思是强调前30年的贫穷并非是基础弱。他根本就对什么是基础都没有搞清楚，前30年的基础是1949年刚建立时的情况，至于说错误与基础二者是没有联系的，基础差不能否定，错误只能说是影响了发展的进展。要把基础“一分为二”，分出个正确错误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就说明他的逻辑是混乱的。

当然，重点还在于对前30年的分析上，他对第一阶段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与后面完全形成反差，是不客观的。他说解放之初的7年是一个辉煌的年代，而后面就是艰难的和“下滑”年代，这个说法不是理性客观的。

当然1958年到1965年，他说是艰难中的继续发展，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说清楚当时为什么艰难的问题，实际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中央为了加快推进建设速度，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但有些却行左实右，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搞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的浮夸风，同时，当时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有人就提出搞“大食堂的大锅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一平二调”的共同富裕道路。二是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大面积的灾荒，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三是苏联的翻脸逼债，这样使刚建立的新中国遭受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面对“浮夸风”，1959年，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种现象后来得到了遏制。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这段时间的确是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

至于说1966年到1976年这一个阶段，他说成是外国的第三次革命把我们“迅速拉到后面”，并得出我们在世界的排名“逐渐下滑”的结论。这个阶段，只要不是政治站位，从事实上来说，这个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高光时代。虽然开展文革运动，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要说人民的积极性不如建国之初的7年是不客观的。文革运动实际造成的影响是1967和1968两年，1969年，经济建设进入了发展高潮。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历史史料来佐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和周总理197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对这十年的研究结论。

先看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怎么说的，1974年，邓小平为周总理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说的：“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长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內债，物价稳定，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再看看《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是国家领导人提出著述，并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做出重要批示，给予编写工作重要指示的中国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有一段话是对“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概括总结：“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了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了51.2%，平均每年增长3.8%。”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数据。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1966年—1976年，工业生产仍然继续在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只有1967、1968年稍微减少，分别为9.8%和9.9%，到1969年递增16.9%，1970年递增19.4%。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大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增长速度是3%。

特别说明一下，这位叫“大鹏随聊”的说到外国正在加速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在搞运动，搞斗争，而被外国迅速把我们拉到了后面，并且排名“逐年下滑”。还用事实说话吧。

先说计算机技术，我国1958年制造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个晶体管，那时我们和美国一下子缩小12年，1958年，美国造出第一个集成电路，我国是1966年，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8年，1973年，我国制造出第一台台式电脑，硬件完全是自己制造，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3年，到1976年，我国开始小批量生产，美国只不过是大批量生产，说明差距已经进一步缩小。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电子工业国家。

再说芯片技术，1972年，我国武汉电子元件三厂编写的《光刻掩模版的制造》，中国光刻工艺起步，比美国稍晚，跟日本差不多同时起步，比韩国、台湾早10年。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清华大学研制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并在1980年获得成功，技术接近国际主流水平。那时光刻机巨头ASML还没诞生。可惜中国在1980年代放弃电子工业，导致20年的技术积累全部付诸东流。

从整个国家工业化来看，到1976年，中国已经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

没有前30年的工业特别是高精尖技术的突破，哪里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括运十、光刻机、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高精尖科技项目的下马？

这就是事实，而在“大鹏随聊”嘴里，却是被外国拉到了“后面”的国家，说明，他根本就是不尊重事实。要知道，西方工业化进程已经有了100—300年的历史，而中国才从建国开始起步，科技方面建国之初是零基础。没有居前，哪来的被拉后了？这是叫“理性辩证”地看问题吗？

事实上在前30年，我国的创造发明和世界水平的差距，也是和美国、苏联进行对比的，我国有些技术是超美的。我国的科技原创力，有的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国的航空航天工业、核工业、军民两用的“三线工业”、船舶工业等均位居世界第三。成为世界公认的第六工业大国和第三军事大国。

评价历史就要以事实为依据，尊重历史，不能以政治站位而以唯心主义的态度搞虚无主义，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相悖的 。这位“大鹏随聊”，在个人资料里面自我标榜“理解历史与哲学”，口口声声“理性辩证”地进行分析，而他说出来的东西却是对自己的狠狠打脸，是对自己的一种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