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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见洋二 著

曹逸梅 译

文学不能仅以其自身而存在。它成立于产生、接受、传播它的人类社会里，存在于社会性的关系网络之中。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皇帝为权力系统顶点而运转的帝国空间。在这样的政治空间中，为政者的权力和文学言语之间有何关系？

在汉代，作为皇权支配、统治知识的一环，朝廷招揽了大量知识分子与文人，令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言论活动。

他们的言论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即宫廷文学活动。在汉代，除少数情况以外，狭义的诗歌还不是由知识分子创作的，他们文学创作的主流是赋。赋是长篇韵文，虽可称为广义的诗歌之一体，但也包含着散文的因素，与诗歌作者主要着眼于表现内在（思想、心情）不同，赋主要着眼于描写外在的事物、事象。虽然，随着诗歌创作在文人间逐渐普遍，赋相对地失去了其重要地位，但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赋都占据着文坛中心地位。这从《文选》中可见一斑。《文选》是梁代皇族萧统所编的自先秦至梁代的诗文总集，集中体现了宫廷文学的面貌。《文选》六十卷中，赋共十九卷，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赋被置于卷首，位于诗文之前，可见其优先地位。

《汉书》的作者班固，也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他的《两都赋》被置于《文选》卷首，其序曰：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班固在序言中极力称述西汉武帝、宣帝的治世，汉武帝时结束了汉代创业期的混乱，迎来全盛。统观历朝历代，处于创业阶段时一般重视武功，待情势安定后，则以“文治”为主。武帝时代便是典型的例子，当时朝廷中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文人以“言语”，即言论、文学活动侍奉帝王，他们被呼为“言语侍从之臣”或“词臣”。

在皇帝身边出仕的文官全都是经过选拔的精英，这些精英称其为精英的理由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即是植根于其文笔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运行与维持国家政权的必要条件，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之外，还包括支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能力。支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不外乎语言，这也意味着支配语言者，即拥有支配国家之力。正如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因此，皇帝往往将擅长言语之臣置于身边，这种能响应皇帝意志的人便被称为“言语侍从之臣”，他们作为增强国家统治权力的资源而被招集。当然，这也符合他们自身的愿望，大部分知识分子以靠近权力中心、成为“侍从”为荣。

帝国的写照——汉赋

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学（二）》中评价司马相如《上林赋》曰：“《上林赋》网罗了帝国内外所有的物产与草木鸟兽，其网罗性也就具有世界性的意味。”指出了赋这一文体“包罗的”“世界的”的特质。承接白川静的看法，户仓英美则认为汉赋有“描写世间一切的欲望”，“认识世界全体的信念”，更进一步指出赋具有以语言穷形尽相地支配、占有世界的欲望，赋所描绘的世界没有留白。

如前所述，赋盛行于汉代，赋这一类文体的创作在汉代迅速达到顶峰，这样看来其理由也不难理解。所谓帝国，即彻底地支配与占有整个世界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存在空白，帝国的支配同样如此。赋从这个意义来看，诚然是强大的帝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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