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特等功臣”和“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荣膺“七一勋章”。由于柴云振于2018年12月不幸去世，他的儿子柴兵荣代父领取了这枚象征着荣光与牺牲的勋章。
回望1980年，金日成抵达北京，出席了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30周年而举行的活动。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二人自然而然地提及三十年前的那场战争。金日成特别提及四位来自四川的英勇英雄，他们分别是黄继光、邱少云、赖永泽和柴云振，其中对这四位英雄的影响深刻无比。
值得一提的是，四位英雄中，除了已经牺牲的黄继光和邱少云外，赖永泽的下落已经查证，而柴云振当年的情况仍然不明。回溯到1952年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了柴云振“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授予特等功一次。在297万名志愿军中，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仅为50人，柴云振的英雄事迹备受赞誉，但在当时的表彰活动中并无人来领取奖章，因此勋章一直保存于第15军军部。
第15军是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所改编而成，军长为秦基伟。秦基伟当时也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并参加了与金日成的会面，对柴云振的境况十分熟悉。
实际上，随着1954年志愿军回国，秦基伟等其他领导也对查找柴云振的下落表示关切，并指示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当时，有一份保留下来的花名册被用作查找的依据。但乐池县政府回复称该县并没有此人。调查询问的结果揭示，原来当时的后勤工作并不完全到位。在那份花名册中，柴云振的籍贯栏仅简单填上了县名，令人意外的是“岳池”被错误地写成了“乐池”。由于当时参战的许多士兵文化水平不高，很多籍贯是由口述而记，而因四川方言的缘故，“岳”与“乐”在发音上近似，导致文书在填写时发生错误，将“岳池县”写为了“乐池县”。
因此，当调查延伸到乐池县，结果自然是无果而终。随着部队几次整编，更换驻地，许多曾在的老同志因调动或退役而离开，寻找柴云振的任务也逐渐被搁置。
在金日成提到柴云振时，秦基伟答复：“我们目前尚未查到柴云振的消息，若一旦打听到他的下落，将及时向您报告。”邓小平在听到此消息后，随即下达了指示：“必须尽快派人寻找柴云振。只要他还活着，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把他找到！”
于是，第15军紧急成立了寻人小组，这一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军史组的肩上。军史组组长李天恩曾是第15军军部《战场报》的记者。他们意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中朝两国的领导层均在关注这一“一级战斗英雄”。然而，时光已逝近30年，寻找的方向和方法成了问题。
军史组把目光投向了李天恩，他们认为李天恩是第15军中唯一见过柴云振的人，柴云振的英雄事迹出自于他的采访。然而，李天恩却表示，他并未见过柴云振本人。他解释道：“柴云振当时是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3营8连7班的班长。在得知他的英勇事迹后，我曾前往团里想采访他，但他正好不在，而关于他的事迹报道，全都是根据幸存战友的口述整理的。”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李天恩将他们带入了三十年前的一场激烈战斗。回溯到1951年5月28日的黎明时分，当时志愿军大部队正在撤退，而美军第25师等部队则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紧随其后。志愿军第45师第134团，由柴云振担任的战士们正负责此次撤退的掩护任务。在接下来的五天五夜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志愿军失去了两个重要的高地，敌军不断逼近前沿阵地，局势危急万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营长武尚志指派柴云振带领其余的九名战士主动进攻，力求夺回被敌军占据的两个山头，以封堵敌人的进攻通道。夜幕降临之际，柴云振选择了一个时机，带着五名战士趁着敌人照明弹熄灭的瞬间匍匐前进，迅速潜入弹坑中隐蔽，并机智地绕到了敌人的山脚下。与此同时，留下的四名战士则负责掩护，分别从不同方位向敌人开火，试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顺利爬上山头后，柴云振和他的队伍成功夺回了阵地，两个山头很快被我军重新控制。天刚亮，敌军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尽管柴云振和战友们顽强抵御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五名战士接连中弹牺牲，其余战士也都受了伤，七班最终只剩下了五人。
直到作战进入第七天的黎明时分，阵地上仅存的只有柴云振与孙鸿法。此时，敌军在山头架起重机枪，猛烈扫射，使营部的战士们难以抬起头来。营长武尚志高声呼喊：“7班，务必要把山头夺回来！”在紧张的氛围中，两人默契地趁着夜色向山头靠近。柴云振迅速将一梭子弹打光，随后快速冲上前去，成功夺走敌方的重机枪，紧接着对着敌人的阵地发起猛烈的扫射，1000发子弹一气呵成，直至手中枪械松脱。
经过这场战斗，柴云振的七班消灭了超过200名敌人。虽然完成了营长交代的任务，但柴云振意识到人手不足，新夺回的阵地随时可能被敌人抢回。经过审视战场形势，他心生一个大胆的计划。
柴云振对孙鸿法说：“你留守阵地，我悄悄潜入敌人内部，给他们一个意外。”话音未落，柴云振便迅速离开战壕，借助地形的掩护，绕过了敌军的哨兵，来到了敌指挥所附近。不计较里面的情况，他直接拉下手榴弹的引信，扔进了指挥所。几声巨响后，工事门被炸蔫，内里再也听不到任何惨叫。凭借出色的胆略与对地形的熟悉，柴云振毫无声息地摧毁了敌人的指挥所。
然而，突如其来的四名敌人让他措手不及。柴云振迅速扣动扳机，三名敌人立刻倒下，但随着子弹耗尽，剩下的一个黑壮汉却正准备摸枪。时间紧迫，柴云振身形一跃，迅速与敌人纠缠在一起。
对方体型高大，柴云振渐渐处于劣势。那晚雷电交加，交通壕内积水成灾，两个战士彻底陷入了泥泞之中。搏斗中，柴云振咬牙揪住黑壮汉的一只耳朵，双拳奋力攻击他的头部，接着又试图用手指直击对方的眼睛。然而，黑壮汉反应迅速，猛一仰头，张嘴咬住了柴云振的右手食指。
这剧烈的疼痛瞬间使柴云振眼前一黑，趁机黑壮汉抓起一块石头，狠砸向柴云振的头顶。随着“咔嚓”一声，柴云振感到天旋地转，随即失去了知觉。敌人的狂砸下，他的脸、鼻子、嘴巴和头颅都变得血肉模糊，四肢无力，眼前一黑终究还是昏了过去。黑壮汉却以为他已经不再动弹，得意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这时，志愿军的增援部队迅速冲了上来，那个身材魁梧的黑大个子为了保命，拼命起来逃离了战场。朴达峰2号山头的硝烟骤然消失，周围一片死寂，连枪声和怒吼都不再涌现。此时，柴云振在梦中苏醒，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那个黑大个子已经逃得不见踪影。尽管身上疼痛无比，他仍旧强忍痛楚，艰难向前爬行，捡起地上一把掉落的步枪。柴云振拼尽最后的力气，对准黑大个子，果断扣动了扳机，只听见“砰”的一声，黑大个子应声倒下，柴云振随后再次失去了意识。
增援部队到达后，卫生兵立即对昏迷不醒的柴云振进行紧急处理，简单包扎完毕后，孙鸿法将他背下阵地。战斗结束的消息迅速传开，志愿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命令，授予柴云振特等功臣及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然而，此时的柴云振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
时光荏苒，三十年过去，寻找柴云振的难度逐渐加大。为此，军史组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策略。组长李天恩是一位极负责任的老同志，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年纪都不小了，趁着还有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人在世，一定要弄清楚柴云振的下落。否则，将难以向当时的秦军长和小平同志交代！寻找英雄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能否找到柴云振这个人，更在于让更多人明白，所有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永远会被国家和人民铭记。”
李天恩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想到了孙鸿法。孙鸿法曾与柴云振一同参与过朴达峰的阻击战，还亲自将柴云振从战斗中背下。因此，决定首先联系孙鸿法，看看他是否具备提供线索的可能性。
不久，李天恩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在山西运城找到了孙鸿法。军史组立即派人迅速赶往山西运城。孙鸿法听完军史组的来意后，深思了一阵，开口说道：“我把他送到救护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实际上，他是在战斗开始之前从师部一个单位调到我们连来的，具体是哪个单位我并不清楚。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交谈不多，只记得他是个中等个头，其他情况了解得不多，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地方人。”
正当军史组觉得这次寻找将要无果而返时，孙鸿法提到的一个线索却成了寻找柴云振的关键。他提到：“和柴云振谈话时，我发现他的口音和我熟悉的一位四川老战友极为相似。”这个线索立刻让军史组的成员振奋起来，心想这趟寻找并非毫无收获，至少如今有了柴云振可能是四川人的新线索。考虑到入朝作战前，15军曾在西南地区剿匪，许多四川的年轻人前来参军，黄继光也是这个时候入伍的，所以柴云振确实有较大可能性来自四川。
军史组随即行动，他们不辞辛劳地前往四川省民政厅查阅优抚档案。终于，他们在一份花名册上找到了一个线索，记录了一个名为“柴云正”的名字，而其他信息则全部空白。这让他们不禁猜测，这个“柴云正”是否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柴云振”。于是，民政厅迅速向各地、市、县发出协查“柴云正”的通知。
然而，军史组又一次遭遇失望，“柴云正”这个名字也没有找到。然而，李天恩依然认为这个名字极有可能与柴云振有关。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常会出现笔误、名字只差一个字，或者同音字的情况。
因此，15军决定在《四川日报》上刊发一则特别的寻人启事，特别设计的方框围绕使通知显得格外显眼，内容全力寻找柴云振，并让更多人知晓这一寻人行动。
寻人启事发布十天以后，1984年9月23日，军部司令部的值班室接到了岗哨的电话，称有一位自称"柴云政"的老人从四川前来，希望能够见见报纸上的领导。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柴云振的儿子柴兵荣提到，1984年他刚刚从高中毕业，回到乡里的农机站操控拖拉机。在一次去加油站的途中，他注意到了加油站里的一份《四川日报》，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内容与他的父亲高度吻合，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感觉，认为父亲正是部队要寻找的那个人。因此，他立刻跑回家告诉父亲："爸，你的老部队在找你。"柴云振看了看那则启事，回答道："我叫柴云政，而这位就是柴云振。我并没有荣立特等功，也不是战斗英雄……"之后，柴兵荣的亲戚们出面劝说他的父亲去部队核实情况，但柴云振依旧拒绝，担心自己给部队带来麻烦。
柴兵荣感到十分焦虑，看到部队为了寻找父亲而付出的艰辛，决定亲自前往孝感去了解真相。最终，在强烈的劝说下，柴云振才答应和儿子一起去看看。为了筹集路费，他们不得不出售一头猪，换来100元的现金。他们在火车上站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抵达湖北孝感。
李天恩在接到岗哨的报告后，激动不已，快速奔向营院大门。他看到一位微微驼背、戴着草帽的老人，身穿粗布黑衣，脚踏水胶鞋，大约五十多岁，鞋子和裤腿上沾满了泥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开裂的树皮。老者见李天恩朝自己跑来，立刻掏出自己的复员退伍证和残疾证，自我介绍道："我叫柴云政，村里人都说你们登报找的就是我。"
李天恩上前与老者握手，注意到他少了一根手指，急忙将他带到军史组的接待室，试探性地与他交谈有关朴达峰阻击战的事情，并询问他的一些经历。老者的记性出奇地好，他所讲述的情况与军史组掌握的资料完全一致。原来他的手指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一个身材魁梧的敌人咬断的，头顶上有整整24处清晰的伤疤。
在谈话中，柴云振说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周围有许多穿白大褂的人，他们告诉我能够醒过来真是个奇迹。"后来他才明白自己是作为危重病人，被前线的医疗队用飞机送回国内，到达内蒙古包头市的部队医院接受治疗。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后，他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
1952年4月，他在医院办好手续，复员回到了四川省岳池县大佛乡，领取了80元的复员费和1000斤大米的票据。大部队返回祖国的消息，他事后才知道。柴云振回忆道："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残废了，回到部队只能给国家增加负担。国家当时经济困难，我和那些在朝鲜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算是最幸运的了。不需要再想些什么了，人也已经残废，活下去就得自力更生。"
复员回岳池后，柴云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从未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功绩，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也对此一无所知。当地人只知他曾参与过抗美援朝的战斗，仅此而已。由于柴云振放弃了相关的优抚政策，民政部门也自然无法找到他。
当李天恩询问他为何退伍证上写的是"柴云阵"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这时，恰逢第15军要举行上甘岭战役胜利32周年的纪念活动，军史组专门给山西的孙鸿法发去了邀请函，孙鸿法马上动身赶回部队。
为确保万无一失，军史组在未提前告知孙鸿发和柴云振的情况下，精心安排了一场二人会晤的场景。当孙鸿发走到会议室的门口时，柴云振立刻将目光锁定在他身上，并缓缓站起身来。两人瞬间认出了对方，急匆匆地迎上前去，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情感的洪流瞬时倾泄而下。
在这场纪念活动中，柴云振身上多个不同名字的谜底也终于得以揭晓。事实证明，柴云振最初是担任师部警卫连的职务，而在朴达峰阻击战前夕，临时被调遣至134团8连。柴云振刚到警卫连时使用的是“柴云正”的名字，但在填写花名册时，文书错误地将他的名字记录为“柴云政”。由于负责送兵的人根据师部文书的山东口音，又将其名字写成了“柴云振”，从此134团的战友们就一直误以为他叫这个名字。退伍时，医院的文书再次出错，把他的名字登记为“柴云阵”。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人的姓名，除了“姓”和“字辈”需要严谨，其他字的书写则显得较为随意。
关于英雄柴云振的消息，迅速在中朝两军之间传开。担任原15军军长并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特别派遣专人前往四川岳池县，将柴云振接到北京，并为他设家宴，热情邀请柴云振做客。志愿军的老首长如杨成武、洪学智等人也分别接见了他，并亲自将存放了整整33年的“一级战斗英雄”勋章授予了柴云振。
应金日成的邀请，并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柴云振于1985年10月赴朝鲜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期间，金日成两次接见柴云振，并为他亲自颁发了“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柴云振与金日成共同参观了朝鲜军事博物馆，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幅与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并排展示的“遗像”，翻译还告诉他，当年的朴达峰阵地上，曾为他树立了一块烈士碑。面对陪同的朝鲜工作人员，柴云振幽默地说道：“我还活着呢！这幅‘遗像’我得带回去！”在获得朝鲜方面的同意后，柴云振亲手揭下了自己的“遗像”，时至今日，这幅“遗像”依然珍藏在他的家中。
2018年12月26日，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平静地辞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