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中，彭德怀元帅与刘伯承元帅都是功勋卓著，两人在建国之后的经历颇为相似，两人在1958年和1959年先后遭到错误批判，被扣上了“帽子”，然而两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先从大家熟悉的1959年庐山会议说起，即7月到8月期间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当时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的一把手几乎都到庐山参会了。

仅有少数领导由于特殊原因没有上庐山开会，如邓小平、陈云等人，皆因病没有参会，实际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起初也没有到庐山开会，在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 彭德怀从国外访问回国了。

彭德怀本不打算去参加庐山会议的，一是刚访问归国比较累，需要休息，二是需要抓紧时间写好出访的材料，后来在老部下黄克诚的劝说下，彭德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没想到他的参加让会议方向发生了变化。

会议原定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彭德怀在听了大家的讨论之后，认为都没有说到根本上，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直言对“大跃进”的一些意见，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没想到这封信让大会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彭德怀自己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的，众多参会者开始批评彭德怀，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被扣上了“反党集团首领”的帽子，会后彭德怀就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尽管会后彭德怀写了检讨，勉强过关，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仍受到错误对待，1965年，彭德怀短暂复出过，然而随着特殊运动是开展，彭德怀很快受到冲击，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冤去世，终年76岁。

反观比彭德怀早一年受到错误批判的刘伯承， 他的处境要比彭德怀好许多，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了重点政治对象，主要是学院在教学中盲目照搬苏联的那一套。

实际上刘伯承很早就发现了这样的弊端，苏联的经验未必能适用中国的具体情况，刘伯承曾对全校职工谈过，要反对教条主义，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刘伯承去上海治病，院长一职先后由陈伯钧和廖汉生代理。

由于刘伯承的离开，对学院的整顿工作也就停止了，到了1958年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军事学院就成为了重点对象，由于刘伯承在上海治病，毛主席也理解学院问题不能全怪刘伯承。

刘伯承生病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他在大会上主动检讨承担责任，为学院的不少领导承担了责任，他的检讨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检讨通过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刘伯承出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刘伯承参与指挥了对印自卫反击战，1966年，刘伯承出任军委副主席，他的处境比彭德怀要好许多，继续在军中担任要职，直到1982年，刘伯承才主动辞去职务，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