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早春，料峭的春寒还未完全褪去，一通电话却让我如坠冰窟。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先是喜悦，后是吞吐，最后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请求：侄媳妇生了，我要准备一万元的红包。一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能买小半套房子了。我的工资微薄，还要供儿子上大学，这巨额红包让我如何承担？同事老李得知后，更是惊讶地把钢笔都摔在了桌上，直呼我母亲糊涂。
我内心五味杂陈，思绪万千。望着窗外操场上学生们打篮球的身影，我不禁想起童年和大哥在村口打谷场上嬉戏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兄弟情深，无话不谈。如今，大哥进了国营厂，当上干部，日子过得红火；我则是一名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拿着微薄的工资，两家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见面也越来越少，曾经的亲密无间似乎也渐行渐远。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秀兰。她正在厨房切菜，听完我的话，刀落在菜板上的声音都重了几分。“你大哥家会缺这一万块吗？你侄子在棉纺厂当科长，工资比你高多了！”秀兰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也让我更加疑惑。我们家的积蓄都是为了儿子国栋的大学学费，这一万元红包，无疑会让我们本就不宽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我翻出存折，上面只有六千多元，那是我们多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叹了口气，回想起小时候，大哥把最后一个馒头塞给我的情景。那时的他，饿得前胸贴后背，却依然把食物留给了我。可是，这些年的疏远，让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
“明儿个周六，你先去医院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吧。”秀兰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的目光落在墙上的全家福上，眼神里充满了心疼、不舍和无奈。她的通情达理，让我更加愧疚。
第二天，我带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县医院，没带红包，只买了一些水果。在医院的走廊上，我意外地遇见了侄子家明。他胡子拉碴，满脸倦容，蜷缩在楼梯间的长椅上打盹。看到我，他先是一惊，随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小芳难产，折腾了一宿才生下来，手术后又发高烧，我守了她三天了。”家明的声音沙哑，眼中布满血丝，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我这才知道，原来侄媳妇生产并不顺利。我又问起大哥大嫂的情况，家明的神色黯淡下来，“我妈风湿病犯了，卧床不起，我爸在家照顾她。”
原来，母亲在电话里只字未提大嫂生病的事。我心里更加疑惑，母亲为什么要隐瞒这一切？家明告诉我，小芳生产的费用将近八千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他语气中带着倔强，说已经借了一些，加上积蓄，应该能熬过去。
我上楼探望了小芳和孩子，她们母子平安，气色还不错。离开医院的路上，我心里思绪翻涌。母亲的电话，家明的困境，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安。我决定回老家一趟，找母亲问个明白。
回到老家，我发现母亲的柜子上少了些东西，那只她视若珍宝的祖传翡翠手镯也不见了。母亲闪烁其词，最后才承认把手镯当了，是为了给大哥一家救急。大哥要强，不愿向我开口求助，母亲才想出这个办法。
“你大哥那人你知道，要强，宁肯砸锅卖铁也不肯向人开口。”母亲解释说，“你们俩一个性子，倔得很。我这不是想着，借着添丁的名头，让你帮帮他，又不伤他自尊嘛。”
母亲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也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家，维护着兄弟之间的情谊。我终于明白了她要一万元红包的真正用意。
回到家后，我把老家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秀兰。我决定拿出五千块钱给大哥一家。秀兰不仅没有反对，还拿出了自己攒了多年的私房钱，凑齐了六千元。“反正都是一家人，”她说，“人这一辈子，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情没了可就难找回来了。”
几天后，家明打来电话，感谢我和秀兰的帮助，并邀请我们参加孩子的满月酒。一个月后，我们一家和大哥一家终于团聚了。席间，大家举杯共饮，多年的隔阂仿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母亲看着儿孙满堂，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说：“咱们周家百年传下来的不是钱财，是遇事相帮的家风。”
如今，多年过去，每每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感慨万千。母亲用她看似糊涂实则智慧的方式，让我们兄弟重归于好。那一万元的红包，虽然最终只给了六千，却换来了亲情的回归和家庭的和睦。这难道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吗？您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