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伴随着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规则没有立，古典气质未褪去，现代风情正演绎，各种势力错综林立，思想意识极为动荡，各种各样的人才不断出现，这一点，在奇女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数千年被三从四德禁锢的女性，可谓是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因此，此阶段涌现出众多的旷世才女，绝色美女，她们有的生自盛世豪门，身价矜贵无比；有的拥有绝代风华，魅力无人能及；有的才华横溢盖世，故事曲折离奇。
今天，我们单说当年文学艺术界的四大才女之一关露，就是最典型的一位女子，她用才华和智慧书写了一生传奇，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作为女性，为着理想和信念，遭遇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而那曲折离奇的结局，令无数人为之动容，为之嘘唏和感叹。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祖籍北京延庆县，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 。1930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曾创办《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有“女诗人关露”之称。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的作者。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本来，颇有才气的她，可以更有一番大作为，然而，那个时期国难当头，她毅然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的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成员，并在党的领导下其诗歌观日渐成熟，她鲜明主张诗歌当以大众为对象，以大众生活为素材，创作任务应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前进”。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关露成长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先锋战士和爱国诗人，她冒着枪林弹雨，上街贴抗日标语，为伤兵救护募捐，还到闸北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关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始终站在艺术斗争的第一线，并发出倡议，希望“所有的文艺作者们，都应该站在救亡的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反抗民族敌人的国防文学。所有我们的文艺作者们，也都应该使我们文艺的作品，作为反帝抗敌的武器”。
七七事变后，上海沦陷成孤岛时期，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因组织安排，关露成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红色间谍”，深入魔窟，与狼共舞，放下了自己的文学之梦，舍弃了个人的诗人声誉，乃至牺牲了此后的人生幸福，以难言的悲壮行动背负起民族救亡的一份责任使命。
为了服从抗战大局，关露没有丝毫犹豫，踏入76号魔窟，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宾后，做了潜伏特工工作，面对不知情左联同事们的误解和冷淡，因为她已经成为别人眼中已经落水的“女汉奸”，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来，组织又派她打入日本情报组织主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杂志的社长是日本著名的女作家佐藤俊子，主要面向中国女性读者，这实际上也是日本实施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关露“穿上敌人的外衣干革命”。
在杂志社工作她受到主编佐藤俊子的信任，派她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组织领导潘汉年派她以此身份前往参加，要她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建立联系，这样，关露从“隐蔽汉奸”转为“公开汉奸文人”，此风险可想而知，然而，为了党的事业，关露不再犹豫，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时，毅然踏上了去往东京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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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关露接替佐藤俊子成为《女声》主编，她感到无比兴奋，为自己的付出由衷欣慰，同时她终于不用再潜伏了！但转瞬间，在兴奋和欣慰之中，蕴含着现实性危险：国民党下达“肃奸令”，作为“汉奸文人”的关露也在抓捕名单之中，一旦抓捕，就很可能要上断头台。
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关露转移至江北解放区，关露也就此结束了深入敌营的潜伏生涯，虽然她投入了解放区的怀抱，但“汉奸文人”却已臭名远扬，并就此影响了此后人生。建国后，又受到误解和潘汉年案的牵连，关露两度入狱、坐牢十年，后来被释放但对其审查结论依然没有完全清楚，她的政治问题还有待彻底解决。后来，组织对关露作出公正的平反决定，推倒之前对关露的诬蔑不实之词，后来，组织又给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关露最后的牵挂已然了却，终于洗刷了43年的汉奸骂名，此时的她却支走身边保姆，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后，与世长辞。
她去世之后，组织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1955年6月后，关露同志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关露去世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死后极尽哀荣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