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现代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英明决策。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黄冈地区从1979年开始，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历时8年，基本做完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各项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之广，处理难度之大，在黄冈历史上前所未有。
耐人寻味的数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路线，在党内外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造成大批历史遗留问题，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黄冈地区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仅从下列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黄冈地区在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中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全地区共立案审查国家干部8123人有4307人受到各种处分，其中受“双开除”（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的1344人，判刑358人；共处理农村基层干部11274人，其中不少人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帽子，甚至被逮捕法办；在财贸整队中，有2165名财贸战线职工被处理；文教卫战线职工被处理的多达3074人。
——“四清”运动中，全地区共处理8814人，其中国家干部3118人，有169人被判刑或戴帽；受各种处分的其他各类人员5696人。
——反右派运动中，全地区共划右派分子3356人，基本上属错划。
——审干复查结论处理3892人，其中错处的占相当大的比例。
——全地区起义投诚人员1489人，有半数以上受到错误处理。
——全地区城镇定工商业者成分多达4469人，有80%以上属错定。
——7316名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的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都有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1969年至1971年期间全地区下放了城镇居民5500余户，24700余人：1969年至1975年全地区派出37.3万名民工参加国家三线建设，除死亡301人外，因工伤残1200多人，加上过去多年农田水利建设，伤残人数达5300多人，这些大生活、治病均无着落。
此外，还有去台人员亲属以及归侨、侨眷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有53002人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等等。
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这里略举几例。
罗田县双庙公社副主任吴连辉，一贯忠诚老实，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仅在“文革”中说了几句对林彪、江青不满的话便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开除工作，遣送回乡。
英山县药材公司私方经理（公私合营）陈石山，解放前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期间为新四军购买武器、筹款，多次提供药品。1958年因有人揭发其参与杀害新四军等问题（实属子虚乌有），被判刑10年，于1962年冤死狱中。
浙江省湖州市环渚乡安全村的朱坚，祖籍麻城乘马岗，朱早在1935年便离开麻城，投亲靠友到浙江吴兴县，解放前曾在浙江任过旧职解放初任湖州印刷厂经理。本来当地解放时已对朱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并进行了处理，朱于1953年到上海丰华圆珠笔厂工作，其家属子女也随迁上海居住。1958年麻城县公安局却以外逃反革命为由，将从未在麻城有过什么活动的朱坚从上海抓回，处以三年劳教。朱从此失掉在上海的职业和户口，不得不长期寄居在湖州乡下的岳父家中。
据调查摸底，所有受到错误处理人员，不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其家属子女也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如黄冈县回龙山卫生院医生舒秀文，就因爱人王新益的右派言论问题被处理回乡，其子女也失去了城镇户口。实事证明，不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就不可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难以落到实处。
大刀阔斧的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以后，这项工作被迅速提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围绕平反冤假错案及相关问题统战工作方面的问题，右派摘帽、改正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等有关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的遗留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党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具体政策。省委结合湖北的具体实际，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提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大刀阔斧地推进，迅速处理落实。
虽然这是一项拨乱反正的民心工程，但开始时阻力也是很大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在今天看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在当时却成了大问题。如某县一农民在文革初期写过大队支书的大字报，1970年落实“1.31”指示时，这个支书就组织办这个农民的学习班，搞捆绑吊打，指名诱供，制造了一个所谓“宇宙青年军”的反革命案件，将其扭送县公安局关押两年半，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位农民一直申诉，县公安局复查后，发现是个假案，但县公安局长却说这个人是在搞翻案，只要是他当公安局长，就不能为这栏的人平反。也有个别领导人不仅自己不抓落实政策工作，还批评实事求是落实政策的同志是为坏人说话，对下台干部有感情。
总之，在落实政策初期，不少单位的领导思想上顾虑重重，行动上畏缩不前，普遍存在“五怕”：一是怕否定自己，丧失威信，今后难以开展工作；二是怕落实一个，带动一串，盘泡了，搅黄了，不好收场；三是怕政策掌握不准，处理不当，难负历史责任；四是怕财政经费困难，就业门路狭窄，政策难以兑现；五是怕将来再翻烧饼，自己难脱干系。
地委认为，产生上述糊涂思想的原因主要是极左思想流毒未肃清，对中央的部署和决策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对受害者缺乏深切的同情。为了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地委从抓思想认识入手，组织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和办案人员，反复学习中央和省、地有关政策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运用各种形式培训骨干，并针对落实政策工作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公开处理，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纠正自己过去处理错了的问题。同时，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从1979年起，地委和各县县委都成立了有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的处理信访问题领导小组，由一名副书记担任组长，负责信访和落实政策工作。地委还从地直单位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了督办组，对全地区的落实政策工作进行督促检查。为了保证具体工作落实，充分发挥承办单位和职能部门的作用，地、县都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制度，主要是分级负责，归口处理。按这种办法，案件的复查由原单位进行，然后送归口部门根据其职能审批。并明确规定，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追究哪里的领导责任。
这项工作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实事求是，严格执行政策。为此，地委反复强调，对有明确政策规定的问题，坚决按政策全部落实，不留尾巴；对一些政策杠杠不明确的问题和疑难案件，在査明情况，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和省委总的政策精神，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变通的办法，从宽了结；对一些突出的地方性问题本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主动地解决。
由于认识明确，措施有力，各县和地直各部门各单位，都按照中央和省、地的要求，大刀阔斧地推进这项工作，成批地解决问题。
首先，对“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四个时期处理的问题，认真进行了复查复议，凡属处理错了的，都实事求是地作了纠正。接着，对建国以来，在“左”的影响下处理错了的案件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作了纠正和处理。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82年底，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全地区共解决了95000多人的问题，再加上53002名四类分子被摘帽，共计148000多人。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黄冈地区对一些突出的地方性问题不等不靠，不推不拖，本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主动地予以解决，受到上级肯定。如对5300多名三线和水利伤残民工在农村未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前，在全地区推广了黄冈县的经验，采取地方财政、民政和当地社队共同负担的办法，使其病有所医，残有所养，生活有着落。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各地又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伤残民工的困难，如浠水县除责成当地乡、村进行照顾外，还从地方财政拿出36万元，给伤残民工安排生活，扶持生产，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又如“文革”中查抄财物，在农村是一种普遍现象，如要彻底清理，如数退赔，的确力所不及，而不作处理，又不符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这一问题，各地同样采取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主动处理。办法是政治上平反纠正，经济上适当补偿。如蕲春县在1968年“三反一粉碎”运动中，别出心裁地提出“对于出身地富家庭和历史不清的人，要从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许多社队以“收革命经费”“出勤不出力”等名义，对这些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查抄罚没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查抄的达1650多户，罚没资金和财物折款46.5万元。对此群众意见很大，长期申诉不断。在落实政策中，县委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办法是，由社队领导出面，承认错误，向被查抄户赔礼道歉，经济上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由大队按当时价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退款。这样做，干部群众都很满意。蕲春的经验在全地区推广后，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干净彻底的了结
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时，全地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地委和各级党委都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到鸣金收兵的时候，特别是对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差距很大，表现在：有些该复査的案件，因档案材料不齐全，当事人或死亡、或在外地工作等原因，没有复查；有些已复查的案件，因办案人员或所在单位领导思想不够解放，留有这样那样的尾巴；有些案件因牵涉几个单位而互相推诿、扯皮；有些人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工作、户口、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经济退赔补偿等善后工作未落实，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为了全面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地委遵照中央提出的“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一切冤假错案处理好、解决好”和胡耀邦同志“中央不说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三、四年，政策落实不了，还不松这个口”的要求，根据省委的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抓紧工作。各地各部门都按地委的要求对历史遗留问题，采取翻箱倒柜全面清，对照政策分项清，调查访问深入清，上下结合反复清和查人事档案、查纪检档案、查刑事档案、查信访档案的“四清四查”的办法，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全地区共清理出需要进一步处理和重新复查的历史老案11900多件。对这些案件，各地都按地委的要求，落实了“三定一包”的办案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专班、定时间，包处理落实。为了加大检查督办力度，地委从地直机关抽调了47名干部，其中县局级以上干部16人，分成12个检査组，分赴各县检査督办。
这次清理出来的案件尽管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但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就是那些令人生畏的疑难案件，也被一一解决。如前面提到的朱坚的问题，在政治上平反后，安置问题因涉及浙江、上海两地，难度很大。麻城县公安局负责此案的同志为了彻底落实朱坚的问题，三赴浙江，四进上海，直到朱坚及其家属子女在上海入户，安置问题彻底解决。又如原龙感湖农场卫生所副所长曾文治，1958年因鸣放中向党委提了些意见：被结论为“攻击党委，企图取消党委的领导”，而受到批判，曾不服跑到上级机关申诉，又被结论为“擅自逃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并被逮捕法办。曾自此二十多年杳无音讯。龙感湖农场党委并没有因为曾人在外地，又找不到人事档案而弃之不管而是积极查证据，找线索，把问题弄清后撤销了错误处理，然后千方百计打听到曾的下落，派人带着复议决定到曾在当时所在的工作地点河南焦作，与有关单位联系，公开为曾平反，曾十分感动。
又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全地区需要进一步复查处理的11900余件历史老案，在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全部处理落实。这些人中，要收回或改作退职、退休、离休处理的，基本上已收回或办了退职、退休、离休手续；应予补发的工资基本上补发完毕；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基本上作了安置；其他一些经济财物问题也作了恰当处理。如英山是个山区贫困县，就业门路少，安置能力差。由于他们重视了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将落实政策应予安排的630人，全部安排了工作。
至此，历时8年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尘埃落地，彻底完成。据统计，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全地区共解决了115700多人的问题。再加上53002名四类分子被摘帽，共计168700多人。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激发了压抑已久的热情，在各自的岗位上忘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如黄梅大河卫生院外科医生洪畴，“文革”中错被判刑，落实政策收回工作后，尽管年逾古稀，仍发挥专长，在设备简陋的镇医院开辟了“下肢外科”新医科，为来自全国各地的968名患者治好了多种畸形足，为残疾人解除了痛苦，受到省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评为优秀科技干部。他虽然身患重病，仍拼命工作，直到不幸殉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如红安县农牧局农技师陈长本，1949年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因受到错误处理长期得不到合理使用。落实政策后，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试验成功了水田花生和杂交水稻配套种植的耕作方法，比原来单种水稻每亩增值120多元。此项技术1986年开始在红安大面积推广后，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陈长本因此荣获农牧渔业部颁发的农民科技推广工作者荣誉证书。类似陈长本这样在落实政策后作出突出贡献的，仅在全区统战对象中，就有6人被评为全国劳模，19人被评为省、地劳模，118人被评为县级劳模。
知识分子工作的崭新局面
据1986年底统计，全地区共有知识分子54604人，占当时全地区干部总数的67.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各部门共受理了其中10833人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通过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地委和各级党委都深刻认识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证工作顺利开展，1984年地、县都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1985年改为常设的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各战线各单位也都落实了分管的领导和办事人员，同时建立了三个制度即领导带头抓的制度，组织部“抓总”的制度，归口办案、层层负责、一级抓一级的制度。通过复查复议，按政策给其中属于冤假错案的7385人进行了平反纠正，补发了403人在“文革”中错停、减发的工资101.3万元，清退了144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2179件，退还了94户在“文革”中被查挤占的私房7173平方米，解决了149名知识分子因冤假错案造成夫妻分居的问题，以及因冤假错案影响下放农村需转入城镇的483户、1361人的户口问题。此外，清理了27039名知识分子的人事档案，对其中错装、漏装、应剔除、销毁的6055份档案都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
结合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地委和各级党委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为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底，地委和各级党委共为知识分子办了10件大事、好事：
一是解决了优秀知识分子火党；二是提拨了2721名优秀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其中进入县委、县政府两个领导班子的大学生92人，占两个班子总人数的68.8%；三是根据中央、省委有关文件规定，共解决知识分子家属子女“农转非”4057户、10415人；四是安排知识分子家属子女6773人就业；五是解决知识分子夫妻分居1221人；六是为知识分子调整专业不对口143人；七是录用各类闲散技术人才160名；八是解决中级以上知识分子住房1328户；九是对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建立了健康卡片，并坚持每两年进行一次体检；十是为知识分子更新知识创造条件，共送到外地大专院校学习和有关单位进修19810人次。
党和政府的关心使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他们竭才尽智，努力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成果，迎来了事业上的真正春天。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外科的医务人员成功地分离了我国首例世界罕见的共肝连体婴儿，被国内外几十家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广济长江工具厂的技术人员自行开发研制的合金钎头，1985年获国家地质部、铁道部科技进步奖，钻速超过世界王牌瑞典钎头，为国家节约大笔外汇。鄂城通用机械厂开发的挤塑机，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并由省政府推荐为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经省科委及有关专家测算，该项成果每年可为社会增加产值1.3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仅1984年至1986年的三年时间中，获得国家、省、地三级科技成果奖共79项（国家级1项、省级30项、地级48项），有力推动了黄冈地区的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