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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捂地盘赚钱方面,可能全中国的地产商都不如李嘉诚。
前几天,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把成都的南城都汇商住项目卖了出去,作价78.47亿,刨去当年买地和建楼的乱七八糟开销、差不多净赚34.51亿元人民币。
2004年的时候,这片千余亩的地块也算是地王,成交楼面价1030元/㎡、总价花了21.35亿元,创下了当时整个西部地区单宗土地的最高价。
整整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被成都人民寄予厚望的项目仍在建设中——南城都汇目前只交付了5期,6期仍有部分住宅待售、7期和8期则仍在建设中。
不过漫长的等待也不是没有收获,最起码地价涨了数十倍、房价也翻了几番,南城都汇汇彩园的二手房均价已经涨到了2.5万元/㎡。
在长实集团经手的项目里,像这种一块地开发十几年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少则三五年、多则二十几年的开发周期里,周边的地价和房价总能翻上几番。
这也是李超人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
比如长实集团在北京搞的誉天下别墅项目,1993年拿地、2018年才建完,拖了整整25年。二十多年前,这一片的房价不过才两三千块,现在最起码也有四万多了;
再比如李嘉诚2004年在上海陆家嘴买下的世纪汇广场项目,当时的土地成本不过32亿元左右,而到2016年卖出时,成交价已经达到了200亿元人民币,足足赚168亿。
与那些高杠杆、高周转的内地地产商不同,家底殷实的李超人不用在钢丝绳上跳舞,自然有用时间换利润的底气;
而作为各地招商引资的座上宾,李家在内地总能以尽量低的价格拿地,再用尽量慢的速度分期开发,坐等周边配套成熟、土地升值,最后总是能以最少的投入撬动最高的收益。
李嘉诚在内地赚了大钱,除了投资眼光好,最重要的还是占尽了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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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近几年,李嘉诚卖地的速度开始变快了。
2013年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上海东方汇金中心,2014年又转让了北京盈科中心、重庆大都会,2016年卖掉了陆家嘴世纪汇广场,2019年又成功将大连西岗项目卖给了融创;
而在他的大本营香港,卖卖卖的速度也很夸张。
2013年出售香港天水围嘉湖银座商场;
2015年又卖掉了香港商业地产盈晖荟;
2017年更夸张,接连出售和记环球电讯、香港山顶道2块豪宅地块、香港中环中心75%权益、香港商业地产项目和富荟。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资产大挪移,房子带不走,只能变现了。有人统计了下,这些年,李嘉诚从大陆大概赚了2000亿。李超人看好的新领域确实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早在2010年的时候,李嘉诚就相继收购了英国布里斯托Seabank Power发电厂50%的权益和英国电网EDF Energy的100%股权,2019年又收购英国西北电力公司Electricity North West;
图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8月份,李嘉诚还花了300亿港币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水务公司Northumbrian;趁着英国还没脱欧,李家又把英国配气网络公司和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给买了下来,花了将近80亿;
没过几年,更大的手笔来了。2015年的时候,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斥资近千亿收购了一家电信运营商,直接摇身一变成了英国电信运营商中的“老大”。
这个思路就是把香港干过的事在英国重新来一遍。据不完全统计,李家目前控制着英国约1/4的电力分销市场、近三成的天然气供应市场、近7%的供水市场、超40%的电信市场、近三分之一的英国码头、以及超过50万平米的土地资源,当真算是“买下了半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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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夸张的左右腾挪也引发了不少猜测:“李嘉诚是不是要跑了?”
像《人民日报》就曾在2015年批评李嘉诚“跑路”,而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也曾经发了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指责其“金蝉脱壳”,不过这些质疑最后只换来一句不痛不痒的回应——
“做生意有买有卖再正常不过,这些全是出于市场和经济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毕竟在他早年的发迹史里,逢低抄底、逢高卖出的成功案例不少。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开始,到改开后在内地的左右逢源,李超人相信自己总会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不过这一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他先是遇上了英国脱欧的黑天鹅——
从欧盟的金融中心变回孤立的岛国,各类重资产的估值和增值可能都被无限压缩,这算是抄底抄到了半山腰了。
没过几年,又迎头碰上了英国公共事业国有化的风险——
在科尔宾等一票工党政客的鼓吹下,将公共事业从外人手里收回的呼声很高,管水管电又管天然气的李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虽说后来科尔宾没能上台,但这颗种子算是在英国人心里种了下来。
好不容易熬到了约翰逊上台,先群体免疫、转身就被疫情教育的骚操作又断送了复苏的希望,今年英国经济的萎缩幅度可能达到14%,这算是他们300年来经历的最大GDP降幅了。
在未来尚不明朗的诸多风险面前,再浓厚的英国情结都得打个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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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地产商还算是幸运的,虽说在海外豪掷数千亿没翻起什么大浪花,但好歹是给接班人置办下了不少产业,甭管是水电燃气还是商业地产,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相比出手阔绰的大地产商们,那些做实业、开工厂的才叫血本无归,比如前些年出海建厂心思的郭台铭。
咱们都知道富士康是做代工生意起家,“血汗工厂”不是白叫的,靠的就是既便宜又勤劳的年轻工人,人力成本是选址建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既然当年能从台湾转到大陆,随着大陆工人工资的水涨船高,富士康自然也会有从大陆跑去东南亚的一天,这也算是正常的商业操作了。
思来想去,郭总选了两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印度。
在印度建厂有几个优势,除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之外,最直观的就是莫迪为了扶持“印度制造”弄出来的高额进口关税,这可是一大笔钱,能省的自然要省。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郭台铭就亲自动身前往印度签了个50亿美元的投资备忘录,计划到2020年在印度建设10-12个工厂及配套设施,还包括一座数据中心。
除了印度,对制造业回流念念不忘的美国也对富士康抛出了橄榄枝。早在2013年,郭台铭就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投资3000万美元,建一座能够提供500个就业岗位的工厂。
等到2017年,富士康还宣布与美国政府达成合作,决定在威斯康星州建一家10.5代线的显示面板厂,承诺投资100亿美元、解决1.3万人的就业。
巧合的是,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富士康的出海表达了不满。相比李首富的软刀子扎人,郭首富就更直接一点:“他需要我,大于我需要他,是我给中国大陆饭吃。”
这话吧,估计很多人不爱听。
不过在美好的设想背后,现实往往更加残酷。
在印度建厂的计划说了好多年了,一直没能泛起什么浪花;最起码在工作的勤奋度上,信奉出世信仰的印度工人与国内习惯了连轴转的工人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而曾经被媒体赞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富士康美国工厂,至今仍然处于闲置的状态,从外面看去,工厂大楼也完全没有办公活动过的迹象。
一位富士康前高管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早年他很精明,再加上政策红利。但现在的问题是,年纪大了,太成功了,听惯了别人的奉承,变成’昏君’了。”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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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产业链外迁的声音不小。但抛开政治因素不谈,类似的选择收益确实有限:
印度自不必说,硬伤太多了。虽然他们有很牛的高等理工教育,但是普通劳动力素质特别差,基础设施不发达,经常停电、工人素质等等更是沉疴,类似的钉子这些年光富士康就碰了个遍。
被寄予厚望的美国也一言难尽,去年火遍全网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就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文化冲突、劳动效率低;再说疫情还在肆虐,确诊人数以每天数万的速度增加,开工总得再等等。
相比之下,大陆市场规模庞大、人口众多、产业配套完善,疫情也已得到控制。在综合人力成本、产业环境、供应链等诸多因素之后,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首选,这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里,旧的全球化趋势逐渐终结,巨头们虽然不至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在母国的资产比重增大,在海外的资产比重减少并遭遇更大困难,是大概率的趋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些年对出海兴致勃勃的两位首富也都不得不对此做了应对——
前段时间,富士康计划在青岛建设的先进芯片封装与测试工厂破土动工了,按照之前的计划,这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约有600亿人民币;在珠海、济南、南京和昆山,也都有类似的动作。
而从去年的下半年起,李嘉诚也重新开始操作在内地的投资项目,继19年12月收购了上海浦东三林城后,还与国家电力集团探讨电力能源合作项目,两个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
不过在上一次“出海”之后,过去积攒的资本已被挥霍得一干二净,再想获得过往的超国民待遇还是有点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