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4年，中国赴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
中南海万字廊中，刘少奇赋予使命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700亩湖面晶莹一片，点点冰光闪烁，映照着岸上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宫。湖畔，墙外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湖边的曲廊却石栏依旧，宫墙里静谧得没有一丝声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出居仁堂，冒着凛冽寒风朝着万字廊刘少奇办公的地方走去。
新中国成立快有三个月了，红墙环绕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所在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住在中南海红墙之中。
穿过一道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经过万字廊，罗贵波走进刘少奇居住的院落。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先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将罗贵波引入办公室。
罗贵波抬眼望去，只见院落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王光美看出了罗贵波的诧异，解释说，这里原是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光绪的命运是个悲剧，后来自然没有人为他修房子。少奇同志住进来以后，把东边厢房做了办公室。这个院子，房间也窄小，曾有不少人建议把房子扩建一下，少奇同志始终没有同意。
天气很冷，罗贵波踏进屋子，明显感到供暖不足，室温较低。但刘少奇看来毫不在意，他气色很好，身着黑色旧粗呢中山装，两鬓头发都成银色。待罗贵波坐下，刘少奇神情庄重地说：“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并报告了毛主席，准备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越南党派来代表请求援助这件事，罗贵波早些天就知道了。
罗贵波是于1949年10月由第1野战军第7军政委任上调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就任这个职务之前，他来到北京打算看病，军委即告诉他将另有任用。
中央曾考虑要他去江西担任赣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紧接着又有新的考虑，征求罗贵波的意见，打算派他去湖南，在已经起义的陈明仁将军的第21兵团担任政委之职。那正是新中国诞生百业待兴之时，最后由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了决心，要建设正规化的军委办事机构，报请毛泽东同意后把罗贵波调来军委办公厅当主任。
刚刚组建起来的军委办公厅条件有限，罗贵波的办公桌就和朱德的办公桌对拼在一起，聂荣臻、叶剑英也在同一处办公。成天出现在这几位开国元勋的面前，也许就是挑选罗贵波去越南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的一个原因。
几天前，刘少奇已经征询过罗贵波的意见。当时罗贵波没有准备，未置可否，于是刘少奇在此刻又一次明确地说，胡志明写信并且派人来要求我们援助，要我们派人去越南。中央决定要你去，看你有什么意见？
罗贵波想了一下说：“我以前从没有担负过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另外，不知道去多长时间，我到北京来原想是检查身体的。”
刘少奇说：“你去越南时间不会很长，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
刘少奇明确地说，你到越南去任务有三条：第一是感谢越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第二是沟通两党中央的关系；第三是调查越南当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中央确定对越南进行帮助的方针和计划。因为我们对越南的情况知之甚少。
罗贵波备觉责任重大，他望着刘少奇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工作，任务复杂而且艰巨，我担心难以胜任。”
刘少奇接住话头，说：“我们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
刘少奇向罗贵波简要地介绍了越南目前的情况。他说：“法国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越南北部，法军正在蚕食被分割的由印支共领导的根据地，情况非常困难。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向越南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少奇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补充说，“更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境，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边民，这就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他规定了罗贵波赴越后的任务：“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起两党关系，作调查研究，供中央决策。时间大约三个月。身体情况嘛，去三个月再说，完成了任务就回来。”
最终，罗贵波以他那一代人习惯的语气说：“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42岁的罗贵波是老红军，他是江西南康县人，1907年出身在潭口镇一个衰败中的旧式家庭里，在辛亥革命以后反封建思想广泛传播的年代里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又在赣州的省立师范读书时逐步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罗贵波由当时也是国民党员的著名共产党人陈赞贤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即加入中共，参加过赣南秋收暴动，后任中共安远县委书记等职。1930年，担任赣县县委书记的罗贵波转入红军，任纵队政委。这年下半年，23岁的罗贵波担任赣南红军第35军军长，随即改任政委。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干部团第3营的政委。长征途中，他率部担任过著名的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贵波任八路军第120师民运部部长、新编第358旅政委，此后长期工作在晋绥，曾任晋西北新军政委，晋绥分局吕梁区党委书记，吕梁军区司令员、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性情平和，平日里言语不多，处事谨慎，善于在艰苦的环境里打开局面。他长期主持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经验丰富。
与刘少奇谈话之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下，罗贵波先和途经苏联来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当时化名陈春风）见面会谈，接下来与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谈话，听他们介绍越南情况，又同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
援助越南，中共中央果断决策
更早些时候的1949年深秋，解放军进入西南各省追歼国民党军残部，与越南的关系进入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一部分国民党残军逃进了越南，并且受到法国殖民军队的庇护。为此，周恩来总理于1949年11月29日发表声明指出，不管战败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国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负责，承担一切后果。
听取了李班、阮德瑞就越南情况的介绍后，刘少奇认为，这两位代表级别较低，建议越方派一位高级领导人秘密来华会商。
1949年12月2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会议认为，在法国正式承认中国之前，我们与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之处较多。会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印支共中央：
为了建立中越两党经常联系，并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各项问题，我们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
刘少奇在电报中说，这个代表团应该秘密地进入中国：
只要你们的代表能安全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管辖的地区，以后一切安全即由我们军队负责。
越方很快复电，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将很快派出负责人前来中国。越方说，这位负责人将是印支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登宁。实际上，胡志明决心自己亲赴北京、莫斯科，只是越方害怕电报内容被法军截获发生意外，所以只说陈登宁将去北京。
12月25日，刘少奇致电印支共中央，将罗贵波的使命通知越方：
李碧山、阮德瑞两同志来北京，已经作了报告及转达了你们的要求。我们很愿意给予你们一些援助。为了使这些援助能够具体实现，我们拟派一个代表并随员五六人，携带电台一部，同阮德瑞同志一道经广西到越南和你们接洽。你们是否同意，请即告。
12月28日，刘少奇再电胡志明：
我们准备派到越南的代表暂时采取秘密的形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讲话
越南很快作出了反应。1950年元旦前夕，胡志明致电毛泽东：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消息。我谨代表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从今以后，这一关系将为发展我们两个民族的自由幸福、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
1950年1月7日，中共中央接到印支共中央电报：
你们派代表团到越南一事，我们非常欢迎。
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将于1月10日前往莫斯科与毛泽东会合，他在出发前召来罗贵波，告诉他说，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问题。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如果中国承认了，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也会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对于他们打破孤立，提高国际地位很有好处。
1月15日，时任越南外长黄明鉴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毛泽东起草电文，承认越南政府
越方照会及时转给了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于1949年12月16日乘火车到达莫斯科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经反复磋商确定，在这次访问中，中苏两国要签订一个友好条约。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去苏联参加具体谈判，黄明鉴的照会发出之时，周恩来还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之上。
毛泽东收阅了由刘少奇转来的越南外长照会，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日（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
（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即转给胡乔木，吩咐与黄明鉴的来电一并发表。
第二天，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份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方面对此感到特别高兴，黄明鉴于1月26日就此对“越南之声”电台记者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友好的邻邦。这样一个朋友的出现，将大大地鼓舞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我们将一天天地变得更加强大，并一定能够实现胡志明主席所提出的加速准备总反攻的号召。”随中国之后，苏联于1月31日也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之后，则有一批东欧国家相继承认；这就使印支共方面打破了持续已久的外交困局。
身在苏联的毛泽东对越南问题十分关注。十多天后，刘少奇自北京发电请示，是否允许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军队在情况紧急时避入中国境内？毛泽东回电表示应予准许，而且，“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如越方要求给予武器、粮食等，也要“尽力帮助”。
中共联络代表悄然出发
总司令朱德找来正在做出发准备的罗贵波，听取汇报后再度明确，罗贵波的任务主要是进入越南了解情况：“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援助，采取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为好。”朱德叮嘱罗贵波说，要严守行动保密，入越以后，他的身份只能在越南少数领导人中间公开。
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再次和罗贵波谈话。
刘少奇回顾了他和胡志明的交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在广州认识了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兼秘书的胡志明。胡志明在广州创办了培养越南革命青年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常常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人讲课，当时刘少奇专讲工人运动。1938年，在延安，刘少奇又和秘密前来的胡志明见过面。延安一别，已经十多年了。
不过刘少奇也说，他和胡志明相识虽早，后来也有接触，但毕竟不很熟悉。解放战争中，中越边境地区两党之间有些联系，部队之间也有联系，我军的地方部队，即桂滇黔纵队，在困难的时候曾经转移到越南境内，受到了他们的保护和帮助。但是，中越之间这种联系不是固定的、正式的，“你去越南后要建立两党中央之间的联系”。
刘少奇嘱咐说：“你去越南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南党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赴越联络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说着，刘少奇拿起毛笔，为罗贵波书写了致越共中央的介绍信：
越共中央：
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
在此之后，刘少奇又有了新的考虑，他提起毛笔，为罗贵波写了第二封致胡志明的介绍信：
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八人。
中共中央秘书长 刘少奇
中央军委为罗贵波配备了一部电台，谷密云任台长，还有报务员薛培芝、机要员张思智，以及警卫员武怀德。
罗贵波挑选李云扬作为他此行越南的主要助手。
李云扬，1912年生，广东台山县人，青年时曾留学日本，于1936年由著名共产党人林基路介绍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他到延安抗大任教，1939年随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去新疆。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追随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代表逮捕，李云扬也被投入监狱，直到1946年6月才出狱。
1946年7月，李云扬回到延安后任第359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此后转战至山西吕梁军区，和罗贵波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李云扬来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此时，准备进入广东的叶剑英正从各地急调广东籍干部，李云扬也被选中。由于一时未能成行，李云扬就先到华北中学担任副校长，主持校务。
罗贵波打听到李云扬在北京的地址，匆匆赶到华北中学，对李云阳说：“现在解放了，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你还是跟我到越南去一趟吧。”
李云扬欣然应诺：“那好呀！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要我去我就去。”据李云扬回忆，罗贵波找他谈话的时候，尚无“顾问团”的名称，当时叫做“联络组”，对外称“华南工作团”。李云扬到罗贵波身边后，即负责与李班和阮德瑞的联系，安排出使越南的细节。
由李班、阮德瑞陪同，罗贵波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南行。临行前，他们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位越南人刘德福，他是越南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书记，来北京出席亚洲、非洲的工会会议后回国。刘少奇在次日将罗贵波的姓名用电报正式通知越方，并告知说，罗贵波一行“经汉口、广州、南宁、龙州，然后进入越南，大概需一个月才能到达。”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与罗贵波南下沿途所经之处的中南局和广西、云南省委联系，要求给予帮助。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司令员林彪：“中央已决定派罗贵波到越南，不日即从北京起身，并同越南代表一路回去。他们经过武汉及广西时当与你们接洽，并和你们建立电台联络，以便于他们到达越南后我方与越南党的联系，并实现对他们系统的帮助。目前你们可令前方给他们一些临时帮助，数目由前方与越南商定（后）电告。”
果然，罗贵波一行到达武汉后，林彪对此事非常重视，特地在汉口设宴招待。
胡志明秘密来华
在越南北部丛林里，胡志明由陈登宁陪同，带领六名助手秘密离开越北根据地，向中国进发。所以，当1950年1月黄明鉴、周恩来电报往返之际，胡志明已经在前来北京的路上了。
胡志明、陈登宁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进入中国广西的靖西县，而就在当天，罗贵波一行离开北京去越南。胡志明进入中国境内后，广西军区相关负责人率领一个排兵力前往迎接，当晚在解放军龙州军分区司令部下榻。由广西军区安排，胡志明从龙州乘汽车于1月25日到达南宁，下榻于民生路金山大酒店。当晚，广西省[1]委书记张云逸和正在南宁的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设宴招待了胡志明一行。
这天晚上，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常务工作的刘少奇收到广西发来的电报，得知胡志明已秘密到达南宁。
刘少奇对胡志明来华早有思想准备。将近半年前的1949年7月，刘少奇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苏联与斯大林会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问题。斯大林会见刘少奇时曾就苏联党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错误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表示道歉，他说：“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由于长期置身于苏联国家最高权力的顶端，苏联国内已出现了个人崇拜的严重问题，所以斯大林能作这个表示颇不容易。随后，斯大林代表苏共正式建议新中国应于1950年以前建立。这时，斯大林谈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个认识，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已经定下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国、越南相互关系的总格局。
鉴于这种背景，刘少奇于1月26日致电中南局：
胡同志到达武汉，暂不要公开欢迎，而在党内秘密欢迎。但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行决定。你们应对胡同志热情接待，周密护送来京。
1950年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胡志明在北京中山公园看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