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人民大会堂里，中共十大开幕式散会之际，代表们久久回望不肯离去。
一位领袖坐在前台慈祥地说道：“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现场众人再一次鼓掌，随后不少人一边落泪一边离开了会场。
原来，这位领袖就是毛主席。
晚年时的他，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重病缠身渐渐到了无法站立的地步，即便如此，主席从未停止为家国大业奋进的脚步。
生老病死的确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可就在大多数人可以颐养天年之际，主席却不曾拥有过含饴弄孙、夫妻相守等等美好体验。
他从战火中带着中国人拼了命挣得了天下太平，毕生辛劳，常常在殚精竭虑中度过，是全世界公认的伟人。
可要说主席的晚年生活，几乎可以用“伤忧”二字形容，这其中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一同来了解一下。
一、反复无常且愈演愈烈的病情恶化从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过后，主席的身体情况便出现了很明显的衰退，睡眠欠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还伴随着咳嗽反复发作。
1971年秋冬时节，患上肺炎的他，老毛病心脏病又发作了，就连他自己都说过：“因为心脏病死过一次，见了一次上帝！”
1972年2月12日凌晨，即使是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下，主席还是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休克的情况，起因依旧是肺心病。
在张玉凤的回忆中，当时的主席已经完全昏迷了，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好在心脏科专家胡旭军及时赶来，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着他的后背，还不停喊着“毛主席”，才终于让主席转危为安。
抢救后没几天，主席便强撑着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他被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身之际，尼克松也发现了他的身体异常。
反反复复的肺心病发作，不堪其扰的主席，连听力、视力、体力都变得极度衰弱。
1973年，主席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后来的2年时间里，几乎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看东西、批阅文件都要依靠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吃饭、服药等等生活起居也都是在身边人的照顾下完成的。
直到中共十大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情欢呼，主席总是以微笑和鼓掌回应，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为了不让代表们对主席的病情悬心，周总理还风趣了说了一句：“主席想要目送大家退场！此时的众人只感觉主席有些年迈，之后的几天会议里，主席再也没有出席，包括后来的十届一中全会。
从某种程度上讲，主席出现站立困难正是来日无多的一种征兆，中共十大之后，他的身体问题的确更加不尽人意，一向最看重党务政务的他也不得不停下工作的脚步。
1974年4月4日，在那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一开始就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讲话不行了，不大清楚。上个月发了两次烧，恢复起来越来越困难了！”
6月中旬，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党中央为主席特地成立了医疗小组，包括心血管内科、呼吸科、神经外科等等专家都在其中，几乎是一座小型医院。
1975年7月，征得主席同意后，医生为他进行了白内障手术，左眼终于恢复正常，虽说主席可以再度亲自阅读与批阅文件，可当时的他依旧需要每天吸氧，生活起居依旧无法自己完成。
在张玉凤的回忆中，她帮主席一口一口喂饭的时间长达4年之久，虽说从前的主席吃饭一直很有食欲，可病重之后，饭量明显减少了很多，每天只能吃一二两，去世前几个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
1975年春天，护士孟锦云来到主席身边工作，在她的回忆中，那个时候的主席常常是躺在床上的，生活起居并不规律，手也常常抖得特别厉害。
此时的主席几乎已经到了老态龙钟的地步，就连说话也变得特别困难了，勉强说出的一些字句还是断断续续的，即便想要表达什么，也常常是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
为了让主席和外界保持有效沟通，在主席身边时间最长的张玉凤会将他说的转述出来，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她也无法听懂主席在表达什么。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她也只能揣摩主席的口型，或者让主席用笔艰难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直到此时，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主席已经无法站立与走步了，尤其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他总是面容憔悴，口水也抑制不住地往下流，工作人员每每看到都心碎不已。
面对生死，主席始终看得坦然，身体的日渐老去也是他无法改变的事情，不过，每个人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刻，最看重也最需要的往往是亲情的支持与陪伴，在这一点上，主席连普通人的福气都没能享有。
他有妻儿却没能在晚年感受太多的亲情，甚至与孤家寡人无异，究其原因，除了一些至亲们的逝世，主席与江青的婚姻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五味杂陈的婚姻耗光了太多亲情众所周知，为了家国大业，毛家可谓满门忠烈，其他开国领袖尚可以在功成名就之际和妻儿团聚，感受相守不易的亲情生活，主席却是在对兄弟、妻子、儿子的无限思念中度过的。
即便如此，他的晚年还是有江青这位妻子，也有几位孩子，为何依旧无法在他们这里得到亲情的慰藉呢？
对于江青这位女子，人们对她的评价总是停留在憎恨与嘲讽的层面，甚至将她看作是主席一生最大的败笔，两人的感情真的如此不堪吗？
主席一生都对婚姻与感情保持着崇高的境界和追求，他是一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无论是与杨开慧以及贺子珍的婚姻都能体现这一点，与江青的结合也是如此。
要说当年主席迎娶江青还有着很强的“任性”色彩，他比江青年长21岁，革命大业尚未完成，当时身处延安的众位中央领袖很多都不看好他们的结合，偏偏主席力排众议坚守了两人的感情，也让江青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事实上，熟悉主席人生历程的人们，并没有将这场婚姻看成一无是处，理性地讲，这场婚姻是先甜后苦的。
初为人妇的江青，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和身边人的相处中，她不曾摆架子，平易近人且谨言慎行，只可惜，这样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持续到最后。
正如江青曾自己亲口说的那样：“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只有权力！”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主席眼中是最亲密的战友与接班人的林彪，成了他最为痛心疾首的人，本应与主席感同身受的江青，却因此喜出望外，在她眼中，上位最大的阻碍与敌手终于消失了。
就在此时，主席也十分清醒地看到了江青的野心勃勃，有人说，这是他们避无可避的政治婚姻的必然结果，实则不然。
其一，这场身处权力巅峰的婚姻与封建统治者的婚姻有着本质区别，而江青也不需要为了所谓的“继承”进行筹谋。
其二，从两人在延安结为夫妻开始，无论是中央众位领袖还是主席本人，都在下意识地让江青远离政坛，大家都不希望她的政治行为干扰到主席。
可就在动荡时期来临后，随着江青开始在党中央崭露头角，她的野心也将这场难得的婚姻葬送，而主席为数不多的亲情也成为了这其中的陪葬品。
当年，江青的诸多行为都令主席感到费解与排斥，屡次劝阻无果之后，主席甚至对她作出了“只能管一半，另一半管不了”的无奈评价。
江青忙着自己的政治大业，对主席的日常起居极少过问，更别提尽到妻子的本分。
相传，哪怕是主席生命垂危之际，因为江青的横加干涉，女儿李讷都无法常常陪伴在主席身边，更别提主席的其他几位孩子。
即便如此，主席依旧很是迁就以及维护江青，这一点同样有迹可循。
因为江青极为刁钻的性格，负责照顾她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会受到无厘头的责怪，可对于江青来说，这是她身为“第一夫人”应有的待遇。
因为这件事，主席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受委屈的工作人员道歉，甚至还曾说过“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的话。
1974年3月20日开始，主席几乎完全拒绝了与江青的见面，虽说两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主席当天写给江青的那封信，也深刻说明了主席对于这场婚姻的无奈。
“不见还好一些！过去这么多年，和你谈的事情，太多你都不执行，见面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看马列的书，看我的书，可你也从不研究！我如今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你也好不体谅！你是有特权，可等我死了，你又要怎么办？你终究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仔细想来，江青即便参与了政治生活，这一点与主席的婚姻生活也可以完全剥离开来，只可惜，江青在追名逐利之际，就彻底将生活的天平打翻在地。
中国人常讲“老了老了才是伴”，作为主席的老来伴，江青从未尽过陪伴的义务，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不曾享受过妻子不离不弃的相守，再是位高权重，也难以抚平夜深人静那来自心底的孤苦与凄凉。
不仅身体、婚姻不尽人意，就连当时主席最为看重的国内局势也没能如他想象中那样发展，甚至呈现出举步维艰的局面，这一点，同样给他的晚年添了一笔萧瑟。
三、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下的殚精竭虑身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主席的确毕生都在为了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着，到了晚年，他的忧患意识却变得空前浓重。
这其中，有对自己毕生坚持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坚持下去的忧虑，也有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忧虑，更有对接班人的选择、运动失败的担心，就连自己百年后的国运也让他不堪其忧。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主席的晚年政治生活：“他的晚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个是‘忧’，一个是‘斗’。忧是因为担心党会变质、国会变色，斗是为了避免这些担忧而坚持不懈地进行路线斗争、阶级斗争！”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从1958年开始，主席提出所谓的“三面红旗”后，他便为此展开了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甚至不惜与昔日的革命搭档“反目成仇”。
即便到了晚年，主席已然意识到“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敢于承认错误与承担责任，可他依旧不允许外界否定“三面红旗”的理论。
之所以主席如此固执，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是如此，所有动摇与否定“三面红旗”都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
除了对“三面红旗”的坚持，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主席对于修正主义的忧虑转向了国内，这也成为了动荡时期开始的导火索。
主席曾在动荡时期前夕这样说过：“不忧虑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表面上很拥护我们，但一有情况就又站到了对立面！”
如此言论的深意便是，主席要将动荡岁月的一切运动当做避免修正主义上台的有力措施，偏偏在此后，他的初心还是在执行层面上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他在后来对动荡时期深深担忧便是连锁反应。
在主席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自己的一生做过深刻的总结。
“我这一生就干过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就是发起全国大运动，可这件事拥护的人并不多，反对的人却不少！”
正是因为掀起全国层面的大运动造成的动荡岁月，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梦魇，而前面提到的凄凉晚年婚姻，江青与主席貌合神离的原因也在于此。
可想而知，政治与亲情纠葛在了一起，无法分开也无法解决，主席在这其中迸发的无力感与失望，无不都在蚕食着他晚年的平静，行将就木的外表下，却是波涛汹涌的内心，无时无刻都难以体会安宁。
在对国内局势的深深忧虑中，还有一件事几乎成为了主席永远的遗憾，那便是接班人的问题。
说起这件事，当年苏联权力交替屡屡出现状况也是引发主席焦虑的一大原因，当年的主席总是拿斯大林说事。
的确，斯大林生前的确认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可在他去世后，赫鲁晓夫便以马林科夫经验欠缺而夺权。
从那之后，主席曾亲选过刘少奇、林彪作为接班人，直到晚年之际，他的这一构想依旧没能成为现实，更加滑稽的是，他中意的王洪文火速进入权力核心之后，一言一行有如跳梁小丑。
事实上，当年叶剑英元帅一直都很支持邓小平出山主持工作，邓公强悍的工作能力始终被主席看在眼里，也有着一番肯定，只可惜，因为主席的诸多坚持与邓公的工作作风出现了偏离，这让主席没有了安全感，还引发了更多的焦虑。
在很多人看来，主席最后选定华国锋还是很理想的，毕竟，事实证明，华老的确在主席离世后力挽狂澜，避免国内出现更多腥风血雨的情况，可对于主席而言绝非如此。
要说主席始终对于接班人寄予厚望，甚至希望后来者可以超越他开创更高的成就，如此看来，华国锋也仅仅是他屡次失望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基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忧虑，主席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之际，将其全部归结为担心他离世后国内会爆发内战。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纠结主席的这些担忧正确与否，可这些忧虑对主席的晚年造成严重的困扰却是不变的事实。
身为新中国“强人政治”的代表，主席无法“再创佳绩”，这本身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忧虑，也注定他的晚年会在这其中消耗太多的思绪，体会不到更多的平静，凄凉也就在所难免了。
说到这里，难道主席的晚年就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我们无法用常人的思维去感受主席的内心，正如当时越发频繁的外事活动，主席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倍感欣慰的同时，依旧是一片凄凉的心境。
四、外事活动不可避免地越发频繁在主席晚年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首脑但凡踏上中国土地，都会有一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的确，主席的外交手段一直是勇敢且智慧的，在他的不断筹谋下，新中国得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于我国的孤立和遏制，甚至是包围和威胁，有效维护了民族的独立以及国家的主权安全。
尤其是1971年10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是外交进入全新阶段的开始，可要知道，举国为之振奋之际，主席已是暮年。
拖着病体，主席依旧开创了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新阶段，直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了113个，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已然形同虚设。
实际上，当年主席参与的几次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也是主席最为感慨万千的所在。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他也成为了西欧国家中首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在蓬皮杜眼中，此生最大的荣誉也是主席能够见他。
9月12日17时，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蓬皮杜，两位领袖相谈甚欢，主席还拜托蓬皮杜在回国后向所有他曾见过的法国友人进行问候。
而这一次的外事会面，中法双方做出了签订海运协定的决定，还有意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单就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额就高达12亿法郎，这些美好愿景都在之后一一实现。
在蓬皮杜回国后不久，11月2日，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也来到了中国，并面见了主席，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同样是史上第一次。
在见到惠特拉姆那一刻起，主席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病情：“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也很是困难，听力也不怎么好！”
在外国友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可在惠特拉姆看来，当时的主席握起手来还是很有力的，会谈之际依旧思维敏捷、侃侃而谈。
在这位澳大利亚领袖多年后的回忆中，主席依旧是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他的人格魅力将会永远留在新中国人心中。
1975年10月30日，西德总理施密特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了主席，在他的回忆录中，主席给他的第一印象居然是“一副衰老的面孔”，的确，此时距离主席病逝已经不到1年的时间。
就在施密特预感这位中国领袖已经衰老到无法完成一次谈话之际，主席却为他呈现了施密特毕生都难以忘怀的辩论。
在那副羸弱的躯壳下，主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施密特感到耳目一新：“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魅力四射、才华横溢，坚定还有些执拗！”
其实，当时的主席，中风病症已经极为明显，说话都需要三位翻译共同努力才能勉强搞清楚，因为施密特精通英语的缘故，这场会谈是在中英翻译中展开的，因为这个原因，施密特还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
“因为他的话需要翻译成英语，可主席依旧能够纠正她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曾不间断学习了很多年的英语！”
在施密特口中，主席永远都是一位有着超凡智慧的杰出的政治家。
虽说在主席晚年的外事活动中，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殊荣，可越是这样令人望其项背的成绩，也越发催生他“壮志未酬”的凄凉感。
身为谋大业者，每个人都渴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无限的辉煌，主席同样如此，可他清楚，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然不多了，这又何尝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又如何不让他倍感凄凉？
结语在一些人看来，晚年的主席虽说没有亲人相伴，可他的生活起居依旧被照顾得很好，殊不知，越是走向人生归途，精神层面的需求和寄托也就显得更加迫切。
主席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一生博闻强识的他，临终前越发对那首《枯树赋》情有独钟，每每诵读、回味，总会流露出一种不言自明的凄凉感。
所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对于处于权力巅峰的主席来说，他始终坦然接受着人生所有的苦辣酸咸，却令人倍感心疼。
有如十大开幕式散场之际，挣扎着勉强站立起来的主席，总是不肯让国人知晓自己已然病重，如果新中国的璀璨未来一定要他用晚年凄凉来换，他终究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