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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2年8月14日在北京后海的风景如画之地，徐向前元帅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等人展开了一场重要对话。作为亲历者的徐向前元帅向他们详细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历史。其中，他明确指出自己从未见过所谓的“草地密电”。究竟这份传说中的电报是否真的存在？
1932年2月中旬，蒋介石亲自下令，命川军副军长田颂尧、总指挥孙震调动重兵，纠集三十八个团、近六万兵力，以三个纵队的形式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面对国民党军的咄咄逼人之势，红四方面军沉着应对，主动调整战略，逐步收缩阵地。国民党军在头一个月的作战中虽陆续占领巴中、南江等重要城镇，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8000人伤亡，战斗力严重削弱。红军有效迟滞了敌军的攻势，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达成了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目标。
敌军遭受挫败后，暂时进入整顿休整阶段，一面补充兵力，一面调整战术。不久，他们再度集结力量，发起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领导下，采取了更加周密的作战部署。他们主动放弃通江这一关键据点，向北撤退至通江以北的山区。看似被动的退却，实则是一次巧妙的战略诱敌行动。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已经溃散，士气更加嚣张，急于扩大战果，进一步展开全线猛攻。
当敌军深入山区，以为胜券在握时，红四方面军已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悄然完成新的部署。他们以主力部队为核心，在深山老林中开辟隐秘道路，悄然转移到敌军侧后。利用国民党军疏于防备的空档，红军发动突袭，在余家湾打响决定性战役。这一战红军兵力高度集中，战术运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破了敌军的布防，一举击溃其主力部队。此战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让红四方面军赢得了主动权。
胜利之后，整个川陕根据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振奋局面。群众的革命热情被彻底点燃，纷纷加入红军或积极支援部队。红四方面军也借此机会得到了充实，兵员显著增加，装备条件有所改善，各地迅速组建地方武装。
值得一提的是，红四方面军在此战中采用的“收紧阵地战法”成为经典战术。这一战法并非简单的诱敌深入，而是结合地形和敌我态势，灵活运用阵地依托，节节抗击，将敌军逐步引入预定战场。徐向前对此战法进行了缜密设计，精准判断战场态势，使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原则。
战胜三路围剿后，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回顾了整个围剿作战的历程，深入分析胜利的原因和不足之处，并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战斗经验。会上，徐向前与红军将领一致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进一步规范队伍的作战组织，提升部队战斗素质，以应对未来更为复杂的战斗形势。会后红四方面军正式扩编为四个军，徐向前继续担任总指挥。
1935年的深秋红军长征已历经一年多的艰难跋涉。9月9日这天，红军主力部队抵达四川毛儿盖地区。此时红军已分为左、中、右三路行动：左路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中路由红三军团组成，而右路则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
就在红军各部抵达毛儿盖的当天下午，一场深刻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危机正在酝酿。在前敌总指挥部的一次例行会议上，一份由张国焘签发的密电被悄然递交到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手中。这份电报的内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直接促成了中央红军当晚紧急召开的高层会议，并最终做出了分兵北上的决定。
毛儿盖地区的红军驻地分布反映出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红四方面军坐拥超过8万兵力，占据了优势，而中央红军却只剩不足2万人。这一局面让张国焘的态度显得尤为关键。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张国焘就多次公开表达过南下的意图，认为应该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而非继续向陕甘地区挺进。8月下旬的几次会议中，这种分歧已逐渐浮现。
叶剑英在收到密电后并未立即将内容公开，而是冷静地将电报收入口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份普通的军事电文，可能引发一场重大危机。借会议间隙，他迅速前往周恩来的驻地。在那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正就当前局势展开讨论。当晚中央领导层紧急召开了一次战略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
会议中，中央领导深刻意识到密电的潜在威胁。一旦按电报所述行事，中央红军可能陷入被动甚至危及全军安全。而此时中央能调动的主力部队仅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绝对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红军一旦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深夜的讨论，中央果断决定：连夜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尽快脱离当前危险境地。为避免打草惊蛇，转移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这次分兵北上的决策既是对军事形势的应急反应，也是对政治路线的果断选择。从军事角度看，中央红军此举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需要面对敌军围追堵截，同时克服艰难险阻，最终抵达陕北。
从政治层面来看，密电事件背后反映的是革命道路和战略方向的深刻分歧。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的实际环境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红军面临的生存危机。而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则体现了全局视角和历史眼光。
关于这封密电的具体内容，历史上始终存在不同说法。叶剑英晚年回忆，当时收到电报后，他第一时间察觉到其潜在的威胁性，但具体措辞并未透露。而周恩来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电报内容含有“威胁性质”。相关记录中并没有直接记载电报原文。
更复杂的是，这封密电的措辞和意图在后来的研究中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电报中并未明确提及“武力解决中央”的字眼，但其措辞模糊，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挑衅。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密电中确实存在“不妥当的措辞”，但具体细节依然模糊不清。
1982年8月14日一个晴朗的上午，北京后海的湖光山色中，一场重要的历史讨论正在悄然进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等研究员与徐向前元帅进行了深入交流，聚焦的是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战斗历程。
此次对话重点回顾了1935年9月草地分兵事件中备受争议的“草地密电”。在谈及此电时，徐向前元帅以严肃的态度强调了自己的立场，他断言：“关于张国焘是否下达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命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电报的。
徐向前进一步解释了当时红军内部的通讯保密措施。他指出，那个时期的红军对信息安全非常重视，涉及机密的电报都是由特定人员解码，并直接交给指定的高级指挥官。这些电报不会随便展示给普通人看，这是军队的基本保密原则。对于所谓的“草地密电”，他坦言自己并不知道是谁负责解码，也不清楚确切的传达路径。“过去关于这份电报的流言，我确实听说过，但具体的情况我是无法确认的。
廖盖隆同志提到，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徐元帅的亲身经历和为了尝试澄清历史上的一些疑问。他询问徐向前元帅是否记得当时电报的具体内容或者相关情况。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之间的关系因战略分歧而变得紧张。关于电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具体指令，即便是高层领导也是根据需要知的原则来传达，不会让信息泄露或广为人知。
在讨论过程中，徐向前元帅也强调了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影响力及其对军事策略的看法。他提到，张国焘有时会采取与中央领导不同的战略方向，这也是红军内部许多冲突的根源之一。对于“草地密电”的真伪和内容，尽管他未能亲眼见到，但他理解这类电报的存在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和内部矛盾。
廖盖隆感谢徐向前元帅提供的宝贵信息，并表示这些见证和回忆将对党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视角。这场在后海宁静景色中进行的讨论，是对过去争议事件的回顾，更是一次对红军历史深层次理解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