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曾经这样评价他的高徒孙家栋：“孙家栋，敢办事，会办事！”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是新中国科技界的一个伟大成就，事后，钱学森曾经满意地对同事们说：“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确实敢干事，他也的确会干事。”

让我们从孙家栋的“会干事”开始谈起。在他的苏联留学时期，由于孙家栋的勤奋学习和卓越的记忆力，很多苏联的教师都对他产生了偏爱。

他在学习航空发动机理论的三年级期间发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一次考试，考官恰好是苏联科学院的名誉院士涅卡耶夫。这次的考试是面试形式，当轮到孙家栋时，涅卡耶夫误拿了试卷，问了孙家栋并未学习过的航空发动机静态主要性能的推导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后，孙家栋本可以向涅卡耶夫说明他尚未学习过相关内容。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由于他的好奇心和思考习惯，他平静地思考并回答了问题，而且回答得很正确。

当然，监考官们都知道这是孙家栋未学过的问题，他们本可以提醒涅卡耶夫，但孙家栋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开始回答问题了，而且答得很好。

监考官们对此感到惊讶。当孙家栋完成回答后，涅卡耶夫也发现他拿错了考卷，他对孙家栋能够正确回答未学过的问题感到惊讶。

院士和监考官都对孙家栋的回答表示了高度满意。1958年3月10日，孙家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留学的最后一次考试，荣获“斯大林金质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该院的院长是著名的钱学森。从此，孙家栋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开始了导弹研究工作。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孙家栋的“敢干事”。

孙家栋的这个评价并不是轻易得来的！

在研制“东方红一号”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严重的技术难题和某种“地雷”。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政治上极其严重的事件，如果不是孙家栋大胆向总理陈述，后果不堪设想！

在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期，正值全国领袖崇拜的高潮，可以在街上随处看到人们满身挂着毛泽东像章，甚至有人将像章别到皮肤上，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然而，当人们对领袖的崇拜与科学发生冲突时，冲突便无法调和。

研制完成的卫星各系统仪器，有许多上面都装有像章，其中有些像章甚至很大。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然而，这些像章的添加，会给仪器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卫星的总重量大大超过了原先的设计，比如，某件仪器的设计重量是三公斤，但安装时却变成了三公斤半，人们会自豪地说：这多出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谁敢站出来说这半公斤是错误的？

此外，每个仪器都有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涂层的颜色和结构材料的厚度不同，散热情况也会有所不同，添加像章可能带来许多不易察觉的技术问题。

然而，如果肯定地说在仪器上添加像章会导致仪器出现问题，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技术证明，也没有完整的计算和实验数据来说明，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说这样的话。

孙家栋给王震副总理讲解卫星技术

一方面是政治崇拜，另一方面是卫星的质量保障，大家都明白这个问题，但就是无人敢提出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在卫星即将出厂前，需要向总理汇报卫星质量情况的汇报会上，钱学森带领孙家栋等人参加。

孙家栋在前一天想了整整一晚上，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否要在会上大胆提出？这关乎卫星发射成功与否的重大问题，如果在这个会议上再不说，将会错过最好的机会。再者，总理也非常关心质量问题！

在那个时期，尽管孙家栋承担着技术领导职务，但一些人因为他的爷爷出身富农而利用这点进行攻击，从而使孙家栋备受冲击，不得不在许多情况下保持低调。

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这个涉及政治敏感性的重大问题，无疑是极其冒险的。

然而，孙家栋意识到如果他再不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他想到：“我是一名科学家，我只需要为国家、为党、为人民负责。卫星的发射成功与否关乎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相较于卫星，我的个人问题可以忽略不计，我只需要问心无愧。”

孙家栋关于毛主席像章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

总理当时并未直接表明这件事的对错，他只是指出，大家对毛主席的爱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挂满毛主席的像。例如，我们的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毛主席的像。他建议大家回去好好思考，只要把真理向大众清晰地表达出来，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周恩来的话不仅让孙家栋豁然开朗，也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松了一口气。会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原话，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