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韩非

韩非

中国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生平和著作 韩非，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和秦国大臣李斯同学于荀况门下。他曾多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公元前233年，韩非出使秦国，为秦臣李斯、姚贾陷害下狱，被迫服毒自杀。他的著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作《解老》、《喻老》，解说《老子》一书，发展了老子哲学中的积极成分，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形成具有特色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韩非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道”在老子哲学体系中，是指“先天先地”的最高实体，韩非对它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据，它又体现在各种事物之中，制约着自然四时与社会人事，是体现在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客观规律。韩非认为人们办事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随自然，则臧获有余”。韩非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他认为一切听任自然生成是不行的，必须利用或创造工具去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

韩非在肯定人的能动性时，反对迷信天命鬼神的思想，认为龟卜和占星活动都不过是骗局。“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他指出，热衷于宗教迷信，不思变革和进取，就会招致亡国的后果。

韩非对辩证法作出了较大贡献。他首倡“矛盾之说”,以楚人出售盾和矛的故事为例,说明“不可陷之楣，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他称此为“矛楣之说”。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矛盾”一词的由来。韩非认为，所谓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他列举了“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等对立的范畴，指出矛盾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都充满了矛盾，在社会中“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主张对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分清主次，然后决定取舍，即“出其小害，计其大利”，“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韩非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在天地万物中，盛与衰、弛与张这类矛盾的任何一方都不存在绝对的常住性，只有相对的暂时的性质。他说：“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韩非很注意矛盾转化的条件，他认为，祸与福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强与弱的转化取决于是否有严明的法制。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固然有决定的作用，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举例说：“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他认为“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人是凭借天生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认识事物、反映客观对象的。那种在事物发生之前和事理发现之前凭借主观猜想下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韩非强调认识的目的性与功用性，认为一切言论都必须有的放矢，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令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在认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参验”的观点。

他认为，人们的言辞是否可靠，观点是否正确，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功效及其分析、比较等手段加以验证，“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在他看来，所谓“参验而定言辞”就是“言会众端”，“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韩非明确指出:“无参验而必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认为一种学说,如果没有经过“参验”的检查就肯定它,是愚昧的;不能肯定的学说，拿来作为行动根据，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

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社会的进化，注重当前的现实，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他把社会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几个历史阶段，认为适用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事情不一定适合于另一历史阶段，“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坚持“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发展观；另一方面，他比较重视物质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试图探索引起社会变化的物质原因。他指出，古今社会的变化决定于人口和财货的比例关系，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人多财少，这是出现社会矛盾与社会动乱的根源。

性韩非的哲学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矛盾之说”因过多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把矛盾对立绝对化，认为任何矛盾着的双方都绝对“不可同世而立”，作出了“君臣不同道”、“上下一日百战”的结论，否认君臣之间或其他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在认识论上，他在强调认识功用和目的的同时表现了狭隘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历史观方面，他坚持帝王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英雄史观，卑视群众的作用。

韩非的伦理思想是其“法治”理论的组成部分。韩非把地主阶级的自私性抽象化为普遍的“人性”，认为人皆“自为”（利己），人与人之间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决不会“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人的一切行为均出于利己，没有所谓“仁”或“贼”（善或恶)的道德信念，不具有道德价值。由此出发，他不仅揭露了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而且认为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仁义一套对治国有害无益。进而，他把德与法对立起来，主张治国“不务德而务法”，提倡“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否定道德和道德的社会作用。韩非的伦理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争夺权利的要求，在当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它在理论上是片面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

韩非的形名逻辑是先秦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审名”和“明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参验”思想推动了古代归纳逻辑的发展，矛盾之说则丰富了关于逻辑规律的理论。但是，由于韩非把逻辑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纠缠在一起，因而大大影响了他对思维形式作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