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8月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举办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陈伯达跟着林彪的思路，一个劲儿地谈论谁是“天才”这个话题，甚至还提出来要重新设立国家主席的位置。可谁能想到，毛主席其实早就看穿了林彪和陈伯达他们的小算盘。会议一结束，陈伯达就被悄悄地控制起来了，没多久就被送进了秦城监狱。要知道，他之前可是党里的大人物，排第四呢，结果却落得了这么个下场。
说起来，要是瞧瞧陈伯达这辈子，他更像是个文化人。家里头的熏陶，让他国学根基打得牢牢的，特别是在哲学这块儿，那真是钻得挺深。早些年的陈伯达，还挺低调的，没啥大动静。一直到1936年，他才崭露头角，当上了北方局的宣传部长，在党内算是站稳了脚跟，有了点名望。
说起陈伯达开始崭露头角，那还得追溯到延安那会儿。刚到这革命大本营，陈伯达不过是个教书匠，在马列学院里给学员们讲解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不过，有个问题挺逗，陈伯达是福建人，一张口就是地道的闽南方言，学员们听着那是一头雾水。慢慢地，这事儿还闹大了，学院居然专门找了个翻译官，专门负责把陈伯达的闽南话转成普通话，好让大伙儿能跟上节奏。
1939年，对陈伯达来说是个命运转变的大年份。就在那一年，他参加了一个理论座谈会，会上他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结果一下子就吸引了毛主席的目光。没多久，陈伯达就被提拔成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从此，他就成了主席身边的得力助手。自从做了秘书，陈伯达和毛主席经常一起探讨哲学方面的话题，两人你来我往，交流得非常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对陈伯达的器重也越来越明显，他在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陈伯达嘛，他最拿手的就是写文章了。他那篇叫做《谈谈〈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被严禁传播，还因此得了个“反动的陈伯达”的绰号。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就连周恩来都夸他是“我们党里最出色的理论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继续活跃在宣传领域，他还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的职位。不过那时候，他还没能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时间转眼来到1966年，这一年对陈伯达来说，是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
在那一年举办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毛主席还特别看重他，直接点名让陈伯达来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
1969年那会儿，“九大”会议开了，陈伯达又一次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圈子，位置紧跟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后面，算是党里的四号大人物。可谁能料到，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也就一年左右吧，那个曾经红极一时、风光无限的陈伯达，竟然就从云端上栽了下来。
1970年，开完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了踪影。想当年，他可是被大家叫做“中央一支笔”的大人物，可没想到，他的政治路就这么走到了头，还被判入狱，沦为了囚犯。
1980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对陈伯达进行了审判，结果是他被判了18年的有期徒刑。但话说回来，组织上还是对他挺照顾的，没有完全按规矩来，还是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待遇。比如说，他可以在外面就医，不用一直待在监狱里，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一套有三间房的房子住。为了让陈伯达生活得更方便，有人照顾，组织还特意把他儿子一家都从别的地方调到了北京来。
那时候，组织每个月会给陈伯达一百块钱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挺丰厚的了。但陈伯达特别爱买书，简直把书当成了命根子，所以他的生活费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买书上。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变得有些紧张了。组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特别关照他，把他的生活费提高到了每个月二百块钱。
不过呢，陈伯达还有个挺特别的小爱好，那就是他对水果情有独钟。但问题是，他的生活费大都砸在了买书这事儿上，所以水果对他来说就成了奢侈品，基本没啥机会享用。后来，组织上关心他，问起他有啥困难，陈伯达这才鼓起勇气，说能不能多给他点儿生活费，因为他实在想吃上点水果。
所以，单位就商量好，决定每个月给陈伯达二百块钱，专门用来买水果，这也算是圆了他老人家晚年这一个小小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