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与贺老总，对粟裕大将的评价，为何有很大区别？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在这场会议上，粟裕大将遭受了严重的批评。其中，彭老总对粟裕提出的批评最多，认为他犯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不过，另一位参加会议的贺龙贺老总，对此却一言不发。

风口浪尖彭德怀与贺龙常常被拿来做比较。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样都是中国军事史上难得一遇的天才，而且，他们的性格非常相似，都以刚烈耿直而闻名。不过，在对待粟裕的态度上，他们两个却有很大的区别。是什么让他们两个人，对粟裕的认识不同呢？当时会议上，人们是针对三件事情对粟裕提出批评：第一件事情，是1955年攻打马祖列岛的时候，粟裕绕过彭老总，直接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第二件事情，是1957年，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向苏联方面借来了一些资料，但是却没有上报给国防部同意。

第三件事是1958年，中央决定把留在朝鲜境内的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命令由粟裕下达。但是，粟裕下命令的时候，依旧没有通过国防部。这几件事情加起来，让彭老总误以为，粟裕是在向国防部夺权，甚至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也是为什么，彭老总指责粟裕极端个人主义。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回看那段历史，会发现这三件事情之中，存在很多的误会。首先便是进攻马祖列岛一事，这件事情，是中央的决策。1955年，粟裕根据前线实际的战斗状态分析认为，想要解放金门，还需要长时间的谋划准备。

不过，想要解放马祖列岛，会容易一些。所以，粟裕认为，下一步，应该把解放马祖列岛作为工作的重点。于是，粟裕在当年3月5日向上级请示，彭德怀很快批复，同意了粟裕的想法。四月中旬，上级下达了指示，解放马祖列岛一事，由福建军区负责部署。但粟裕认为，福建军区各类机构不成熟，应该由南京军区共同协助。但两个月之后，粟裕发现，福建军区的进展依然很差，按照这个进度，恐怕解放马祖列岛还需时日。这时，粟裕便和皮定均等人开了一场会议。

粟裕表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随后，粟裕又提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应该准备三个梯队的进攻方案。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场会议无人记录，皮定均在理解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于是皮定均对彭德怀传达的时候，成了这样：“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 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三路攻击难度极大，所以军委当然不同意。而且，进攻这样的事情竟然不经中央审核，便擅自决断，这是违反规定的。

举步维艰这其实与粟裕本人关系不大，主要出现在传达的失误上。为了解释，粟裕很快便写了《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交给中央，澄清事实，可是，外界的流言依旧沸沸扬扬。至于粟裕向苏联要资料，越过国防部的问题，是因为当时制度不明确引起的麻烦。那时，由于刚刚建国，所以，各项机构的管理还比较混乱，众多干部无所适从，总参谋部常常因为起草的文件不合格，而受到批评。因为，当时总参谋部，国防部等很多部门的职权相互交叉，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从1955年到1957年，总参谋部上交的很多文件，都被打了回来，作为负责人的粟裕面对这种情况，也非常忧心。

这时候，便有许多同志都对粟裕建议，应该学一学别人先进的管理手段。而大家所指的这个学习对象，其实就是苏联。苏联和我们是同样的制度，不过，他们建国早，所以制度完善的多。粟裕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1957年11月，苏联代表来华访问的时候，粟裕就对苏联代表提出，能否给自己提供一些苏联国防部，以及总参谋部的建设资料，自己也好针对总参谋部的缺点，进行改进。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所以苏联方面当场答应，并在1958年3月的另一场国事访问之中，给粟裕带来了他想要的材料。据在场的众多见证者回忆，粟裕在接收材料的时候，和苏联代表见面的时长不超过20分钟，属于一次非常简短的礼节性拜会，而且，那些资料也并不牵涉国家机密。最后，从朝鲜撤军的事情，也并没有越权那样严重。

1958年2月，总参谋部拿出了志愿军撤军回国的方案，随后，以军委的名义起草了正式方案，并将方案提交给领导，但很快被打回来。上级的说法是：“军委是党中央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怎能下命令？”于是，总参谋部第二次上交方案的时候，又以国防部的名义对方案进行起草，可再次被打回来，这一次的原因是：“国防部只是政府的一个部，怎能指挥军队？”上级认为，这样严肃的调动方案就应该以总参谋部，或者总参谋长的名义进行下达，总参谋部只得以本部门的名义起草了方案。但是，粟裕看到这份方案之后，心里觉得不妥，所以先交给彭德怀进行批示，彭德怀又拿到军委作讨论。

众人同样认为不妥当，于是，最后这份草案还是作废，依旧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方案。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之中，粟裕并没有越权调兵的行为，唯一一份以总参谋部名义起草的方案，已经作废了。在上述这些事情之中，粟裕并没有犯过什么致命的错误。然而，1958年的会议上，许多人借机生事，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都拿出来，作为批判粟裕的证据。就连彭老总也免不了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认为粟裕的确存在行为上的重大过失。多年之后，彭老总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十分懊悔。

他说：“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开了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开始会议的方向不是反教条主义，后来主席讲了话我才转向。现在回想起来，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清白难证彭老总当时之所以对粟裕产生负面印象，主要就是因为，作为国防部长的彭老总是粟裕的上级，两个人在工作上接触很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成为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在那场会议上，很多人一见彭老总发了火，便立刻站出来，对粟裕落井下石，简直要把粟裕打成十恶不赦的小人。但贺老总却始终一言不发，虽然外界压力重重，可贺老总还是没有对粟裕提出一句批评。

其实，说起来，贺龙和粟裕之间并不熟悉，他们虽然都参加过南昌起义，但两人当时的级别相差太大，没有什么交流的机会。在参加革命的时候，两人也始终没有在一个部队工作过，交集便更少了。但贺龙对粟裕的印象始终不错，因为，他了解过粟裕打的那些胜仗，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贺老总颇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1949年9月，贺老总的一位老朋友来拜访他，两人聊起了湘西当地的风土人情，贺老总便说，湘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粟裕就是湘西出来的。虽然他们俩交集不多，不过，这句评价就可以看出，粟裕是得到贺老总认可的。

贺龙认为，粟裕之所以会被众人指责，并不是因为他人品上有污点，而是因为，这位优秀的军事家在政治上，并不是那样的长袖善舞。贺龙认为，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应该随意发表评价，所以他拒绝发言。在这场会议上，有一个人给贺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叫王必成，曾经是粟裕的部下。当时会议上，众人吵得沸反盈天，有人便说，王必成和粟裕熟悉，他应该站出来，揭发粟裕所犯的错误。王必成一听，当即站了起来，他并不是揭发粟裕，而是义正言辞的对在场众人说：“我跟随粟裕作战多年，对他的“阴谋”深有体会，那就是“大和谋”。记得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他就向毛主席建议进行淮海战役，基本解决国民党军的主力。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

这番话让贺龙不由得精神一振，随即，他又听到王必成说：“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清楚。至于“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这番话说的台下众人暂时沉默了，王必成能在这样的时刻站出来为粟裕说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正义之士。贺龙听了王必成的发言，非常激动，贺龙早年间闯荡江湖，见识过的人情冷暖数不胜数，而他自己又颇具江湖豪侠之风，所以，最欣赏王必成这样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会议结束之后，他赞叹道：“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

胸襟不凡说回被批判的粟裕大将，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之后，粟裕的生活大受影响，在党内的职务也被免除。不过，粟裕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冷遇，而自怨自艾。在彭德怀被免职之后，有人便找到粟裕，认为他正该趁彭老总免职的机会，把当年的事情再掀出来。但粟裕听了这话，却连连摇头说道：“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虽然在受到批判之后生活艰难，不过，粟裕的诸多老朋友并没有放弃他，依旧有很多人站出来为粟裕讲公道话。粟裕也始终相信，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粟裕被免职之后，有一次，陈赓来找粟裕聊天。虽然现在粟裕已经是风口浪尖上，但陈赓大将并不认为这是粟裕的污点，喝了几杯酒之后，陈赓笑着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这是一句很精准的评价，粟裕并不圆滑，因此容易得罪人。但是，如果粟裕变得曲意逢迎，那也便不是粟裕了。无论何种境遇，始终坚守本心，这正是粟裕将军最值得敬佩的地方。更可贵的是，直到人生的尽头，粟裕依然牵挂着祖国的事业。

1984年，粟裕离开了人世。而在他去世之后的第十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里写道：“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篇以中央的名义发表的文章，终于彻底的恢复了粟裕的名誉，相信粟裕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36年的时间，粟裕终于得到了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