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评价《论持久战》？前期不屑，中期重视，后期绝望！

一、从满铁到皇室：日本各界对《论持久战》的最初反应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似乎对战争有着独特的见解。＂三笠宫在日记中写道。此后，他多次要求获取有关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资料。

1938年末，日本陆军省特别情报科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与会者包括陆军大学校的教授、参谋本部的情报官员以及满铁调查部的专家。

二、军部与学界的分歧：对持久战理论的争论与研究

1939年春天，东京帝国大学的一间会议室内，气氛异常紧张。陆军省派来的代表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理论。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参谋本部派来的代表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建议：＂不如让陆军大学的学员们进行一次推演。＂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

推演结果令在场的日本军官们大吃一惊。扮演日军的一方在第二阶段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与当时华北战场的实际情况惊人地相似。

这次推演的结果很快就传到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立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

与学界的热烈反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军部对这些研究始终持谨慎态度。陆军省甚至下令，禁止将这些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1942年初，参谋本部情报部收到了一份特殊报告。报告显示：华北、华中战区的日军伤亡人数正在逐月攀升，这与《论持久战》中预测的第二阶段特征完全吻合。

这份报告在日本军部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穣一郎少将提出：＂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对手的战略智慧。＂但这时的日本军部已经陷入太平洋战争的泥潭，无暇顾及这些战略层面的思考。

三、战局验证预言：日军指挥官的困惑与反思

就在同月，华北方面军特高课送来了一份最新的情报分析。报告显示：1942年下半年，华北地区的日军伤亡人数比上半年增加了近40%，而控制区内的有效统治范围却缩小了近三分之一。

这份报告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引起了强烈震动。第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重新评估当前的战局。

＂白天是我们的，晚上是八路军的。＂在会议上，一位在前线作战的联队长这样描述当前的战场状况。这种情况与《论持久战》中描述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完全吻合。

1943年4月，驻扎在太行山区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这支曾在南京战役中战功赫赫的部队，在一次例行巡逻中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惨重。

1943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截获了一份八路军的作战手册。让特务机关负责人吃惊的是，这份手册中的很多内容都能在《论持久战》中找到理论依据。

＂他们不仅有理论，更可怕的是他们真的把理论变成了现实。＂特务机关的报告这样写道。这份报告很快就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东京的参谋本部。

1944年初，冈村宁次在给东京的一份密报中坦言：＂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这个体系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成型，而我们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法。＂

就在冈村宁次发出这份密报的同时，华北各地的日军据点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日军的补给线频频遭到袭击。

1944年6月，华北方面军总部收到了一份来自基层的统计报告：在过去的半年里，日军在华北地区平均每天都要面对十几次大小不等的游击战袭击，部队的疲惫程度已经到了极限。

四、意外的影响：《论持久战》对日本国内政策的冲击

1943年深秋的一天，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办公室内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内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一份来自华北方面军的机密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与《论持久战》中的预测惊人地吻合。

＂必须立即调整国内政策。＂东条英机在会议上说。这场会议随后对日本的战时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战时特别经济措施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将消耗国力的论断。根据这部法律，日本开始实行更加严格的物资管制。

就在同月，大藏省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震惊全场的财政报告。报告显示：仅在1943年一年，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军费开支就超过了预算的两倍，这种状况与《论持久战》中预测的＂敌耗我节＂战略完全吻合。

1944年初，日本厚生省发布了一项新的配给政策。每个日本家庭的大米配额再次被削减，就连军人家属的特殊供应也受到影响。这一政策的出台，引发了东京等大城市的民众不满。

＂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我们的困难就越大。＂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阁官员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恰恰验证了《论持久战》中关于持久战将考验后方稳定性的论述。

1944年3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学徒动员令＂。这项政策要求中学以上的学生放下课本，进入军工厂参加生产。这一决定表明日本的劳动力储备已经接近枯竭。

同年5月，商工省向内阁提交了一份统计报告。报告显示：由于持续的战争消耗，日本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储备已经下降到了警戒线以下。尤其是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短缺，已经开始影响到军需生产。

为了应对物资短缺的困境，日本政府甚至开始号召民众上交家中的金属制品。东京银座繁华街上的铜像被拆除，神社的铜钟被熔化，连家庭主妇的铝制锅具都被征用。

1944年7月，内务省警保局送来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指出：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民众对战争的消极情绪正在蔓延。这种情况与《论持久战》中预测的＂持久战将考验国民意志＂完全一致。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不得不加强舆论管控。大日本言论报国会被责令加强新闻审查，《朝日新闻》等主要报纸被要求增加正面报道。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民众对战争的怀疑情绪。

1944年底，日本内阁再次调整了战时经济政策。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将更多的民用工厂改造为军工厂，甚至连生产日用品的小作坊也被纳入军需生产体系。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军需品产量，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民用物资的短缺。

五、战后反思：日本如何重新认识这部战略经典

1946年11月，东京审判法庭内，一个意外的场景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注意。作为战犯的前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答检察官问题时，突然提到了《论持久战》。

1947年初，日本防卫厅（当时称为警察预备队）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组。这个研究组的任务就是重新研究中国抗战时期的军事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论持久战》。

1948年夏天，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在日本出版。这就是原满铁调查部成员中西功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分析了《论持久战》对日本战败的预见性。

＂这不仅是一篇军事著作，更是一篇政治经济学的杰作。＂中西功在书中这样评价。这本书很快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所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都将其列为必读材料。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革命理论的热潮。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开设了专门的研究课程，《论持久战》成为核心教材之一。

到了1951年，这个研究会已经发展到了300多名会员。他们定期举办研讨会，探讨《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想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启示。这些研讨会的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在日本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在同年，原华北特务机关的一批档案被整理出版。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日军当年对《论持久战》的研究过程，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