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唯一的亲弟弟，加入国民党，逃回大陆后得以安享晚年》

世人皆知江姐的故事，她那句＂共产党员的意志比钢铁还硬＂的誓言，至今仍让人热泪盈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江姐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她唯一的亲弟弟江正之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曾经加入国民党的江姐亲弟弟，最终却能在新中国安享晚年。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对血脉相连的姐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员能够重获新生？

一、少年失怙的艰难岁月

1920年的四川自贡，正值军阀混战时期，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江竹筠出生在一个衰落的盐商家庭，两年后，她的弟弟江正之也来到这个世上。姐弟俩的父亲江世俊本是自贡井盐业的小商人，但为人轻浮，不务正业。那时的自贡，盐业经济已经开始衰退，江世俊不思改进经营之道，反而整日沉迷赌博，常年在外流连。

1925年的一个雨夜，江世俊又一次负债累累地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刘舜华一下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她既要照看年幼的一双儿女，又要操持几亩薄田。因为没有生产工具，刘舜华只得向邻居借来农具耕种，常常天不亮就要起床干活。

那时的自贡，连年战乱不断，1928年更是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地里的野菜都被饥民挖光。刘舜华为了给孩子们找一口吃的，不得不带着姐弟俩投奔她在自贡城里的哥哥刘光宇。

然而，刘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刘光宇虽是个小职员，但一家人的开销已经捉襟见肘。刘光宇的妻子张氏见又多了三张吃饭的嘴，心里很是不痛快。她时常当着江竹筠姐弟的面抱怨：＂现在连自家人都吃不饱，哪还养得起外人？＂每当这时，刘舜华就低着头，默默走到厨房去帮忙做饭。

1929年春天，自贡地区爆发了一场霍乱。刘光宇的小儿子不幸染病，全家人手忙脚乱地照顾。这时候，年仅九岁的江竹筠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和做家务的重担。她天不亮就起来担水、扫地、喂鸡。渐渐地，张氏看到这个懂事的外甥女，态度也开始软化。

1930年，江正之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刘光宇念在姐弟俩懂事，特地托关系把他们送进了自贡城里的启明小学。这所学校虽然简陋，但总算给了姐弟俩一个读书的机会。江竹筠很快就在学校里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而江正之却因为体弱多病，时常缺课。

这段艰难的岁月，给姐弟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江竹筠变得坚强独立，而江正之却对贫穷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憎恨。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悄然转动，将这对姐弟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

二、命运转折的求学时期

1931年起，在舅父刘光宇的资助下，江竹筠和江正之得以在启明小学继续求学。刘光宇虽然收入有限，但仍坚持为外甥们支付学费。他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更要读书，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启明小学是自贡当时为数不多的新式学校之一。学校虽然简陋，但引进了不少进步思想。校长李明远曾在上海求学，他不仅在学校开设了新式课程，还经常为学生们讲述外面世界的见闻。每到周末，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举办读书会。

江竹筠在学校表现出色，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1933年，她在一次校园朗诵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朗诵的是鲁迅的《藤野先生》。这次比赛后，李校长特别邀请她参加了学校的读书小组。

然而，江正之的求学之路却充满坎坷。他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因病缺课。1934年春天，他因为一场重感冒引发肺炎，不得不停学在家休养三个月。这期间，江竹筠每天放学后都要赶回家，给弟弟补习功课。尽管如此，江正之的学业还是落下了很多。

1935年秋天，江竹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公学重庆分校。这所学校是当时西南地区最有声望的中学之一，不少进步教师在这里任教。江竹筠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进步思想，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她还加入了学校的读书会，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探讨时局。

同年，身体状况始终不佳的江正之被迫辍学。舅父刘光宇为他找了一份药铺学徒的工作，希望他能学得一技之长。江正之每天要清晨五点起床，打扫药铺，整理药材。虽然工作辛苦，但他总算能赚些钱贴补家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云集于此。中国公学也迎来了一批从沿海内迁的教师。其中包括了几位地下党员，他们在学校里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江竹筠通过参加进步社团，逐渐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革命思想。

这一时期，姐弟俩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岔。江竹筠在中国公学如鱼得水，不断接触新思想，逐渐树立起革命理想。而江正之则在药铺的劳碌生活中，越发向往富足安定的生活。1938年底，一位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药铺老主顾，向江正之推荐了一个文职工作的机会。

三、姐弟殊途的人生选择

1939年初，江正之通过药铺老主顾的介绍，进入了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文书处工作。这份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待遇优厚，每月薪俸足以养活一家人。对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

与此同时，江竹筠在中国公学的表现越发突出。她不仅担任了学生会干部，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夏天，她参与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学校领导为了保护她，将她调离了学生会的职务。

1940年春节前夕，姐弟俩难得相聚。江正之向姐姐炫耀他的新制服和工作证件，还拿出一沓崭新的法币，要给姐姐买一件新衣服。江竹筠却拒绝了弟弟的好意，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个已经改变了许多的弟弟。当天晚上，姐弟俩谈了很久，但最终不欢而散。

1941年，江正之在军事委员会的推荐下，加入了国民党。他很快就在机关里站稳了脚跟，还娶了一位机关干部的女儿为妻。同年，江竹筠经组织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开始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1943年的一天，江正之在军事委员会的档案室里，意外发现了一份关于地下党活动的密件。文件中提到了一个代号＂竹＂的地下党员，活动范围正是中国公学。江正之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与姐姐有关。他冒着巨大风险，销毁了这份文件，并通过私人关系，设法给姐姐带去了警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江竹筠接到组织指示，准备转移到川东地区开展工作。临行前，她托人给弟弟留下一封信，信中只有短短几句话：＂人各有志，但愿他日相见，你我都无愧于心。＂

1946年初，江正之被调往南京工作。临行前，他专程回了一趟自贡老家，想要见母亲和姐姐最后一面。然而，母亲已经去世多时，姐姐也早已杳无音信。他在老宅前驻足良久，最终带着一份未能送出的临别礼物离开了。

1947年，江竹筠在重庆被捕。消息传到南京时，江正之正在筹备全家迁往台湾的事宜。他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姐姐的情况，甚至试图通过军统的关系营救，但一切努力都已经太晚。1948年11月，江竹筠在渣滓洞慷慨就义。当时的江正之，已经随国民党当局撤往台湾。

四、台湾岁月的彷徨与思念

1949年初，江正之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初到台湾时，他被安排在台北一个小机关做文书工作。由于之前在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经历，加上他为人谨慎，很快就在新的工作岗位站稳了脚跟。

1950年代初期的台湾，处处充满了戒严的气氛。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外省人，江正之始终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很少与人提起自己的家世，更不敢透露自己与江竹筠的关系。每当有人问起家人，他总是含糊其辞地说家人都在大陆遇难了。

1954年，江正之在台北郊区的一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一套住房，也是他努力融入当地生活的一个标志。房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在客厅的一个暗格里，他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1935年在自贡拍摄的，照片上有他、姐姐和母亲。

1960年，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反共抗俄＂政策，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要表明政治立场。江正之按要求写了多份检讨书和表态信，但仍然受到了一些怀疑。有人举报他的姐姐是共产党员，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境。所幸他之前在军事委员会的老长官出面作证，证明他的忠诚，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1965年，江正之的儿子考入台湾大学。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他破天荒地喝了很多酒。那天晚上，他对儿子讲述了一些往事，但对姐姐的事情仍然只字未提。这些年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姐姐的事迹，知道她已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这些信息他都深深地埋在心底。

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江正之的生活也渐渐好转。他在台北市区又换了一套大房子，还添置了一辆汽车。但是每年清明节，他都会独自一人去郊外的一处无名墓地，那里安葬着一些来自大陆的无名烈士。他会在那里站立许久，然后默默离去。

1978年，已经退休的江正之开始关注两岸关系的变化。当他听说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大陆探亲时，也动了回乡看看的念头。但是考虑到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可能给亲人带来的麻烦，他始终没有付诸行动。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江正之最终决定回大陆看看，但他选择了一个低调的方式：以香港商人的身份，通过中间人的安排，悄悄地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故土。这次返乡之旅，他只去了两个地方：自贡老家和重庆渣滓洞。

五、晚年岁月的追忆与和解

1988年春天，江正之回到台湾后，开始整理自己的旧物。在一个尘封已久的箱子里，他找到了当年从自贡带来的那份未能送出的临别礼物——一本1946年印制的《红楼梦》。这是姐姐江竹筠少女时代最爱读的书，他原本打算离开自贡前送给姐姐。

1990年，江正之委托在重庆的故友打听江竹筠的相关资料。通过多方联系，他得到了一份关于姐姐在狱中的记录。资料显示，江竹筠在狱中写下了大量诗词，其中一首写于就义前夜：＂千里寒霜傲骨寒，热血难凉志更坚。纵然身死囚牢内，不负平生是少年。＂

1992年，江正之开始在台北一所私立中学担任历史顾问。他经常给学生们讲述民国时期的历史，但从不涉及个人经历。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是否认识任何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沉默许久，只说：＂英雄无处不在，只是有些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995年，重庆市政府修缮渣滓洞监狱旧址时，工作人员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些囚犯留下的字迹。其中有一行小字写着：＂竹筠留字，望弟安好。＂这个发现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江正之通过香港的关系，设法得到了这段墙壁的拓片。

1997年，江正之接到重庆市政府的邀请，希望他能为即将出版的《重庆革命烈士传》提供一些关于江竹筠的家庭资料。经过深思熟虑，他用化名写了一篇短文，回忆了姐弟俩的童年往事，但没有提及后来的分歧。

2000年，已经八十多岁的江正之在台北郊外买了一块小墓地，立了一块双穴墓碑。碑文上除了自己和妻子的名字外，还刻了一行小字：＂竹筠妹远眠重庆＂。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与江竹筠的关系。

2003年，重庆市博物馆筹备＂革命先烈纪念展＂，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江正之的存在。通过海峡两岸的民间机构，他们联系上了江正之。这位老人最终同意接受采访，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005年深秋，九十岁的江正之最后一次回到重庆，参加了渣滓洞革命纪念馆的扩建落成仪式。在纪念馆的陈列室里，他亲手放上了那本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红楼梦》，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姐妹情深，天各一方。今日归来，魂梦相依。＂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公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