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生于1906年的湖南，袁国平从小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期便投身于学生革命运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深入学习革命理论。1941年，面对困境，他坚决选择了用生命捍卫信仰的道路，这样的英雄，他的家庭和后代又有怎样的故事？
在1930年的炎热夏日，红三军团的胜利进入长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采取行动，利用现有资源，接管了《国民日报》的设施，创办了服务于红军及工农大众的《红军日报》。
袁国平对《红军日报》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要求，他希望这份报纸成为革命理念的传播工具，深入到每一个红军战士和辛勤劳动的工农心中。他特别指导报纸内容必须使用白话文，语言要简洁明了，具有感染力，确保即使是文盲也能通过他人朗读来理解其含义，战士们通过扫盲班的学习后，应能独立阅读和领会文章。
袁国平在编辑方针上特别强调，所有文章和新闻报道应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学术用语，任何冗长和晦涩的内容都是对战士们宝贵时间的浪费，《红军日报》的文章长度限制在最多六百字，短则只有几十字，每篇文章都要力求言简意赅，确保每个人都能迅速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在袁国平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红军日报》的首期仅在红军占领长沙后的第二天便急速面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激烈爆发，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有效地对抗日军，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军。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配置成了优先事项。叶挺被任命为军长，项英则同时担任副军长和政委，确立了军队的核心领导。
关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军部和中央之间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讨论，需要由一位具备坚定信仰和丰富经验的老党员担任。毛主席亲自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作出了推荐，他向新四军的领导发去电报，肯定了袁国平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革命经验：“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确定由他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1938年3月，袁国平正式走马上任，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政治部的工作迅速得到加强和推进。袁国平不只是在办公室里指导工作，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前线，亲自下到连队，与普通战士一同生活、战斗。
在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军队意识到他们无法迅速占领整个中国，开始调整策略，从直接的军事攻击转向更加狡猾的政治策略，目的是分化并诱导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系。袁国平在国内战争宣传的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抗战报》及其他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深入剖析了日本企图破坏中国抗战团结的政治阴谋，还痛斥了国民党内部日益严重的投降和分裂倾向。袁国平坚定地宣扬了持久的游击战术是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相较于正规战，游击战有效地消耗敌人的活力和资源。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扩张，面临了越来越严重的兵力不足问题，被迫依赖增加伪军的数量来补充力量。袁国平对此情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和分析，并迅速做出反应，他撰写的另一系列文章，广泛散发宣传品和通行证、坚持使用广播向伪军传播信息，对投降的伪军实施优待政策。
袁国平的策略削弱了日伪军的战斗力，增强了中国抗战阵营的士气，仅仅两年时间内，他的努力促成了上千名日伪军人的投降。
1940年，新四军的显著扩张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警觉，蒋介石担忧新四军的增长可能挑战他的权威，决定采取行动削弱这支充满战斗力的军队。他指令密切监视并最终包围新四军，意图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压制其发展。
袁国平被派往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高级将领顾祝同进行谈判，企图解决两军间的紧张局势，这场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的坚决对立而以失败告终。顾祝同拒绝让步，坚持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行事，不愿放松对新四军的军事压力。
党中央得悉谈判破裂后，迅速作出反应，指示新四军立即从皖南撤往江北，以避开国民党的进一步打压。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按中央的命令开始撤离，但计划很快泄露，行军路线被国民党获悉。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彻底消灭新四军的机会，调集了7个师，共计8万多人的兵力，对面对这种压倒性兵力，新四军只有9000余人，形势极为不利。
在那次激烈的交火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从陡峭的山坡上坠落，失去意识后一头栽入山沟的密集草丛中。战火纷飞的混乱中，国民党的清场部队未能发现藏身于草丛中的袁国平，他因此意外幸存。
到了夜幕降临时，新四军的卫士连正在执行突围任务时，偶然间在草丛中发现了血迹斑斑的袁国平。众战士们顿时围拢过去，焦急地呼唤着：“袁主任，袁主任！”在战友的呼唤声中，袁国平微弱地睁开了眼睛，嘶哑地吩咐他们：“快走，抓紧时间突围，别管我。
袁国平坚持让部队撤离，但战士们坚决不肯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危险，他们轮流将袁国平背上，继续奋力向前。在逃离过程中，部队遭遇了国民党的猛烈攻击，特别是在强渡青戈江时，敌军的火力几乎将他们团团包围。
穿越江面时，袁国平几次被击中坠入冰冷的水中，每次都被忠心的战士们奋力救起，守护他的士兵数量锐减，从最初的一百多人到只剩三四十人，战况愈发惨烈，袁国平心中的愧疚和痛苦无以复加。
看到身边战友的牺牲和悲痛，他坚定了一个决定：不再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负担，在这危急时刻，他用尽仅存的力气，从衣兜里摸出七块大洋和一本满载着战斗记录的笔记本。
他将这些宝贵的物品递给了身边的李甫，语气坚决而沉重地嘱咐：“这些钱，是为党的事业，你将它交给组织作为党费。笔记本里记录了我们的战斗情况，务必确保它安全送达组织手中，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处境。”他偷偷拿出一直藏匿的手枪，趁周围战友分心之际，毅然决然地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袁国平的壮烈牺牲，让新四军的战士们深感悲痛，泪流满面，袁国平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战友们的累赘，让革命的火种得以继续传承。在悲痛之余，他们更加明白了前行的责任，必须完成袁国平留下的最后任务。
袁国平牺牲时只有35岁，正值年轻有为之时，他本可以有更多机会展现才华和实现梦想，他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确保革命的延续。他坚守了自己的承诺，宁死不屈，不做敌人的俘虏。
邱一涵在丈夫袁国平壮烈牺牲后独自承受巨大的悲痛，她却未曾放弃她的政治责任，继续致力于革命事业。她并肩与袁振威相依为命，既是母亲又是老师，一边从事政治工作，一边培养孩子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袁振威从小生长在这种充满理想和牺牲精神的环境中，他怀揣对已故父亲的深切思念，在成长的道路上，逐步模仿和学习父亲的品格和行事准则。
袁振威从未有机会与父亲面对面交流，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父亲英勇事迹的骄傲与敬仰，他深深地铭记父亲的教诲和牺牲精神。袁振威决定加入海军，投身于国家的防御与建设工作，特别是在海军战略和技术发展方面贡献己力，以此方式继续父亲未完成的使命。
袁振威领导了多个关键的军事指挥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虽极具影响力，但因涉及国家安全，从未公开表彰，他虽功勋卓著，却鲜有人知。这种情况使得他被誉为“无冕之功臣”，默默无闻地为国家的海上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工作座右铭是：“虽不能亲临前线，我亦可以在幕后孕育英才。”这句话是他个人对职业的真实写照，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与奉献精神。
在1993年的一次，袁振威罹患了严重的胆囊炎，这本应马上接受手术治疗，他正承担着一个对海军至关重要的科研任务的总负责，这让他几乎无暇顾及个人健康。他的病情逐年加重，多次在上课时都需要借助力量来维持站立，有次在讲台上昏倒，紧急送医。
医生强烈建议他必须立刻进行手术，但袁振威因深切的责任感仅简单接受了最基础的治疗后即匆匆回到工作岗位。等到项目某个阶段告一段落，他再次被送往手术室，医生发现他的胆囊状况已极为严重，几近溃烂，手术难度极大。
外界对他不断超负荷工作的质疑，袁振威曾坦诚地解释，他的一生从未追求个人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国家的海防实力和军事威望。“我无求于个人荣誉，只愿国威与军威，由我一点点推向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