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共和谈正值关键时刻。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中共方面交付了最后一份《国内和平协定》。然而，当时的南京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份协定的重要性，或者说，他们仍在幻想着通过拖延时间来获得喘息的机会。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妄图继续谈判以求得临时停战。殊不知，这一决定彻底激怒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不再拘泥于谈判时间，立即发起渡江战役。第二天，新华社便公布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如排山倒海般横渡长江，沿江的40万国民党军一触即溃。短短几天之内，李宗仁仓皇出逃，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广州，南京城也随之解放。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更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误判。
蒋李暗斗 国共谈判徒然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势已去。北方重镇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的统治基础摇摇欲坠。
在这种危急时刻，蒋介石抛出了一个看似退让实则诡计的方案：让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主持对共产党的和平谈判。表面上，这是国民党向和平民主迈出的一步，实则暗藏玄机。
蒋介石此举别有用心，他一方面将谈判的重担推给李宗仁，另一方面却在江南地区暗中部署，计划重建二百个师的新部队。他打着和谈的幌子，实则在背后紧锣密鼓地筹备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他认为只要能争取到足够的美援，就能重整旗鼓，扭转战局。这种想法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
在江南地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们并没有停下扩军备战的步伐。他们在各地招兵买马，囤积军需物资，妄图在长江天险的掩护下重建军事实力。
李宗仁接任代理总统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却难以掌控军队，特别是那些效忠于蒋介石的部队。
对于和谈，桂系军事头目白崇禧的态度也颇为微妙。作为李宗仁的主要支持者，他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持反对态度，这进一步限制了李宗仁在谈判中的回旋余地。
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纷争，使得和平谈判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李宗仁虽有和谈之意，但他既要应付蒋介石的暗中操控，又要平衡各方势力的诉求。
这场谈判注定是一场徒劳。当蒋介石在幕后部署重建军队，期待美援的同时，共产党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国民党在军事失利情况下的一种拖延战术。
和谈桌前 南北双方对峙1949年4月1日，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抵达北平，这座古都见证了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重要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他们肩负着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重任。
谈判进行了整整两周，双方就多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4月15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最终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交到了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手中。
这份被称为＂八条二十四款＂的协定，核心内容围绕着对国民党军队的接收和改编问题。周恩来在递交协定时特别强调：＂这是最后一个文件。＂这句话的分量不言而喻。
在北平的谈判代表们，尤其是张治中和邵力子，对这份协定持务实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军事上已经失利的情况下，接受协定是明智之举。
可是，当协定送达南京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蒋系人物和桂系军事头目白崇禧都对协定提出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
4月20日下午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南京政府向在北平的谈判代表团发出电报，明确表示不能在协定上签字。南京方面提出要继续谈判，争取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停战协议。
这个决定背后的盘算很简单：通过继续谈判来拖延时间，阻止解放军渡江。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争取到更多时间，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
毛泽东接到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消息后，立即作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他命令总前委不必再等待，立即组织发起渡江战役。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震撼全国的消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份命令不仅号召全军奋勇前进，还特别提出要＂缉拿匪首蒋介石＂。
这个命令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对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将不再谈判，而是要将其缉拿归案。但对其他地方实力派，共产党仍然保持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
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误判，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大溃败。沿江40万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不战而溃，向福建和上海方向仓皇逃窜。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还留下了一线转机。他们表示，如果李宗仁为首的政府尚未逃散，还可以得到最后一次签字的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消失了。
4月23日，这一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上午，李宗仁离开南京飞往桂林。当天，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广州。到了晚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国民党在这座城市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百万雄师 千里江南扫尘渡江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走路接管，双管齐下。这不仅体现了解放军的军事智慧，更展现了他们对未来建设的深远考虑。
解放军的＂走路＂战术就是要跑得快、追得紧，不给国民党残军喘息的机会。部队昼夜兼程，紧紧咬住溃退的敌军，不让其有重新组织防线的时间。
＂接管＂则是另一个重要任务，要把城市完整地接收下来，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这为后续的和平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这场战略大追击中，国民党军队已经丧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他们只能将仅存的一些有战斗力的部队集中起来，死守几个重要地区。
这个时期，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只遇到了三场规模较大的战役：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和兰州战役。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显得相对轻松，残敌或逃或降。
上海战役是一个特殊的战例。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渡江后直逼上海，但并未立即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和平接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野部队在苏州以西驻足半个月，给予国民党军队主动撤退的机会。这段时间里，解放军严格执行既定方针，静待事态发展。
但是，蒋介石本人坐镇上海复兴岛，汤恩伯指挥的20万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在上海郊外加紧修筑工事。同时，他们还在抢运市内物资，准备作困兽之斗。
面对这种情况，三野终于在5月中旬发起了上海战役。他们调集了八个军的兵力，但作战方式却十分独特。为了保护这座工业重镇，主要战斗都安排在郊外进行。
战役进行期间，解放军展现出了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城市保护意识。部队进入市区后严守纪律，不使用重炮，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进民房。市内的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组织了护厂护校工作。
这场战役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整个战斗过程中，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始终保持正常运转。水电供应不断，公共交通照常运行，就连电话局也正常办公。
甚至出现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解放军指挥员通过普通的公共电话线路，与对面楼上的国民党将领对话，劝说他们投降。这在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战役最后阶段，解放军切断并封锁了黄浦江出海口的吴淞、高桥地区。蒋介石见势不妙，乘船逃往台湾。汤恩伯也率领5万余名蒋系部队撤离，其余部队则选择了放下武器。
上海战役的成功，不仅在于完整接收了这座重要城市，还在于歼灭了敌军主力。这场战役成为了解放军在大规模城市作战中的典范之作。
国府末日 李白各奔前程江浙地区失守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他将目光投向了台湾、闽粤、两广和川滇地区。这个计划用十二个字概括：＂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
国民党此时还掌握着一个重要优势：海军力量。从1949年6月开始，国民党海军封锁了大陆各个港口，企图切断沿海城市的外贸和水路运输。
在这场政权更迭的大戏中，主要人物分散各处。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继续扮演着＂代总统＂的角色。他手中唯一的军事力量就是白崇禧指挥的20万桂系军队。
蒋介石则选择了台湾作为主要据点，但他并未就此安定下来。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他频繁地在上海、台北、广州和重庆之间飞行，指挥其嫡系部队继续抵抗。
同时，蒋介石还在进行另一项重要工作：将大陆的资财运往台湾。这些物资将成为他日后经营台湾的重要基础。
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要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汤恩伯的部队、驻守台湾的孙立人部队，以及在福建重建的第十二兵团胡琏部。国民党的海空军主力也集中在这一区域。
这些部队依托港口城市和海岛构筑防线。对于尚未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这种作战方式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然而，负责东南战区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推进。到了8月，三野第十兵团已经解放了福州。10月，厦门和闽南的所有城镇也都落入解放军手中。
中共中央对待桂系军队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施压，另一方面也保留谈判的余地。他们通过在北平的南京政府代表刘斐，利用其与桂系的旧交，秘密前往香港。
刘斐随后潜入广州，劝说李宗仁和白崇禧接受和平改编。但桂系最终选择了顽抗的道路，结果是全军覆没。
这场大决战的主要人物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白崇禧在失败后选择去了台湾。李宗仁则两边都不去，既不愿北上北京，也不愿南下台湾，而是选择了赴美国。
作为最后一位在大陆的国民党政府最高统治者，李宗仁的人生轨迹颇具戏剧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新中国的肯定态度。
这位曾经的＂代总统＂表示：＂我虽然是一个失败者，对此却并不感到懊恼。由于我的失败，一个新的国家诞生并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切有民族感的中国人都应为此感到自豪。＂
这番话不仅是他个人的感悟，更是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这样在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