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震惊全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个国家危难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正在劳动改造的末代皇帝溥仪。当时的溥仪找到狱警，语气诚恳地说：＂我知道国家现在很困难，我这里有一件从紫禁城带出来的贵重之物，想献给国家。＂狱警起初并不以为然，但当溥仪从破旧的棉衣夹层中取出那件物品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位曾经的天子，为何会在此时此刻做出这样的选择？
一、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1908年农历十月初一，紫禁城内灯火通明。三岁的溥仪被太监们从熟睡中唤醒，穿上特制的黄袍，在一群大臣的簇拥下登上了龙椅。这个幼小的身影还不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大清朝的第十位皇帝。
当时的清廷，早已不复康乾盛世的辉煌。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列强们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就在溥仪登基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与光绪皇帝相继驾崩，留下这个三岁的孩童独自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
溥仪的父亲载沣被封为摄政王，代理朝政。但载沣并没有挽救大清的能力，反而沉迷于敛财。每逢年节，他都要向各省督抚索要巨额＂孝敬＂。朝廷上下，人人都在想着捞一把。
1911年，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彻底打破了紫禁城内的宁静。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宣布独立。大清朝廷在这场风暴中摇摇欲坠，最终不得不签下退位诏书。
当时才六岁的溥仪，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依然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皇帝般的生活。民国政府给予优待，每年支付400万大洋作为皇室开支。溥仪身边的太监、宫女仍然像从前一样伺候着他，称他为＂万岁爷＂。
但是好景不长，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这天，冯玉祥派兵包围紫禁城，要求溥仪在24小时内搬出皇宫。一时间，紫禁城内乱作一团。
那是个寒冷的冬日，19岁的溥仪在太监们的簇拥下，匆匆走出了紫禁城的神武门。他穿着厚厚的貂皮大衣，却仍然止不住地发抖。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紫禁城，第一次踏上外面的土地。
离开紫禁城后，溥仪一家先是搬到了父亲的府邸，后来又迁到了日本公使馆。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无家可归的滋味。紫禁城里的一切，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1925年，日本人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他们许诺要帮助溥仪复辟，恢复大清的荣光。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溥仪离开北京，辗转来到天津英租界。这一去，便是漫长的十年。
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第二年，他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表面上，溥仪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日本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每当有外国使节来访，日本人都要事先给溥仪准备好讲稿，连说话的语气都要排练。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当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时，溥仪仓皇出逃。在沈阳机场，他试图乘飞机逃往日本，却被苏联军队逮捕。就这样，这位末代皇帝沦为了阶下囚，被押送到了苏联的赤塔监狱。
二、劳改生活中的醒悟1950年春天，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个工厂车间里，溥仪正和其他战犯一起打磨零件。他的手上满是老茧，脸上布满汗水。这与他在紫禁城内养尊处优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刚来到劳改所的头几个月，溥仪常常因为不会做事而闹出笑话。有一次，工友让他去挑水，他连水桶都不会正确地拿。两个木桶在扁担上晃来晃去，最后水全洒在了地上。
工友们见状，主动教他劳动技能。老工人王师傅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工具，如何调节工作节奏。王师傅说：＂干活要用心，不能急。你看这个零件，打磨得太快会走形，太慢又完不成任务。＂
渐渐地，溥仪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和其他战犯一起出操，然后吃早饭。早饭通常是玉米面馒头配咸菜，虽然简单，但他吃得很香。
在工厂里，溥仪遇到了许多普通工人。他们中有的是东北老工人，有的是年轻的技术员。这些人都热心地指导他学习技术。一位姓张的老师傅常对他说：＂你看这个零件，它虽小，但对整个机器都很重要。咱们干活就是要精益求精。＂
每天晚上，管理所都会组织学习。溥仪和其他战犯一起读报纸，听广播，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第一次知道了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变化，知道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1950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管理所经常组织战犯们收听前线战报。溥仪听到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看到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这与他记忆中的旧中国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车间里，工人们经常议论前线的消息。有的工人的儿子在前线打仗，有的工人自己就是退伍军人。他们自豪地讲述新中国的变化，讲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一次工间休息时，一位老工人对溥仪说：＂你看现在的工人，不光有活干，还能参加管理。我们厂每月都开职工大会，工人都能提建议。这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
劳改所的伙食虽然简单，但很规律。每周都有固定的劳动计划，完成任务后还能得到奖励。这种有序的生活，让溥仪逐渐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他开始主动打扫车间，帮助其他战犯干活。
在日常劳动中，溥仪还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战犯。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通过这些讨论，溥仪对新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些战犯中，有的是原伪满洲国的官员，有的是日本投降后被捕的军官。
劳改所的管教干部经常找溥仪谈话，耐心地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们不是简单地批评指责，而是用事实说话，用道理开导。通过这些谈话，溥仪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
三、意外发现的国宝
1924年冬天那个仓促离宫的夜晚，在一片混乱中，溥仪从乾清宫的密室里取出了一个不起眼的木匣。这个木匣看上去普普通通，却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乾隆皇帝的＂田黄三链章＂。
这方印章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乾隆五十年，江苏苏州进贡了一块罕见的田黄石。这块田黄石色泽温润，质地细腻，被乾隆皇帝亲自选中制作御用印章。
工匠们花了整整三个月，用这块田黄石雕琢出三枚相连的印章。这三枚印章以精巧的金链相连，每个印章都刻有不同的印文。第一枚刻着＂乾隆御览之宝＂，第二枚是＂三希堂精鉴赏＂，第三枚则是＂乾隆鉴定＂。
乾隆皇帝对这方印章爱不释手，常用它来鉴赏珍贵的书画作品。在他的诗作中，还专门写过一首咏赞这方印章的七言绝句。这方印章见证了清朝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辉煌。
溥仪从小就听太监们讲述这方印章的故事。他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经常去乾清宫的密室看这方印章。那时候，他就暗暗决定，如果有一天要离开紫禁城，一定要带走这件国宝。
离宫那天，溥仪特意穿了一件厚实的棉袍。他将印章藏在特制的暗袋里，又用棉絮仔细包裹。这个秘密，他谁都没有告诉，包括他最信任的太监。
在天津租界的十年间，溥仪几次想变卖这方印章换取资金。但每当他拿出印章，看着上面的印文，总是又将它收了回去。后来去了东北，这方印章一直跟随着他。
即使在被苏联军队逮捕的时候，溥仪也没有丢弃这方印章。他将它藏在衣服的夹层里，在转移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这方印章成了他与紫禁城最后的联系。
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溥仪将印章藏在了自己的工作服里。他特意在衣服的棉絮中缝制了一个隐蔽的口袋，每次换洗衣服时都要把印章转移到新衣服里。
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溥仪才第一次萌生了交出这方印章的想法。他看到全国上下都在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连战犯所里的其他人都在献计献策。
这天早上，溥仪找到了负责看守的狱警。他说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报告。狱警起初并不在意，但当溥仪从衣服夹层里取出那方印章时，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方自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御用印章，静静地躺在溥仪的手掌中。阳光下，田黄石的纹理清晰可见，三枚印章之间的金链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几十年的岁月，并没有磨损它的光华。
四、感动全国的义举
195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狱警立即向上级报告了溥仪上交国宝的消息。这个意外发现很快惊动了辽宁省文物部门。当天下午，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就匆匆赶到了管理所。
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检查着这方＂田黄三链章＂。一位姓李的老专家拿出放大镜，仔细查看印章上的纹路和印文。三十分钟后，他放下放大镜，激动地宣布：＂确实是真品！这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文物部门立即向中央汇报了这一重大发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最艰难的时期，这枚印章的出现不仅找回了一件国宝，更展现了一个特殊战犯的思想转变。
北京很快派来了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专家。他们带来了清宫档案中关于这方印章的详细记载。经过反复比对，专家们确认这就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那方御用印章。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溥仪主动上交清代国宝》。文章讲述了这方印章的历史价值，以及溥仪在新中国感化教育下的转变。这则新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多工人、农民写信给报社，表达对新中国政策的赞同。一位老工人在信中写道：＂连末代皇帝都能转变，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是多么正确啊！＂
文化界的专家学者们则更关注这方印章的文物价值。他们纷纷撰文介绍这件国宝的历史渊源。一位书画专家还专门考证了乾隆年间用这方印章鉴赏过的名画真迹。
中央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件文物归还的事情，更体现了新中国的政策成效。文化部随即组织专家，对这方印章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和研究。
战犯所里的其他战犯也受到了很大触动。一些原伪满洲国的高官也纷纷交出了私藏的文物。短短几个月内，就收回了数十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1951年春，故宫博物院特意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出了这方＂田黄三链章＂。展览现场还原了乾隆皇帝使用这方印章鉴赏书画的场景，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国际上的华裔学者也对这件事表示关注。他们认为这体现了新中国对待历史文物的态度，以及对待战犯的政策。一些海外报纸专门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管理所特意给溥仪记了一次重大立功。所长在全所大会上表扬了他的行为，并鼓励其他战犯要以此为榜样，争取早日改造成新人。
这方印章后来被永久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成为了见证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每年都有众多专家学者来故宫研究这件国宝，探讨它背后的历史故事。
五、新生活的开始1959年12月4日，一个普通的冬日清晨，溥仪接到了特赦令。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他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厂车间里，和往常一样认真地打磨着零件。
当管理所的干部宣读特赦令时，车间里的工友们都为他鼓掌。一位相处多年的老工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溥仪，祝贺你重获自由，别忘了咱们这些年一起干活的情谊。＂
离开管理所的那天，溥仪收拾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换洗衣服，一些日常用品，还有这些年积攒的笔记本。这与他当年离开紫禁城时带走的满箱珠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回到北京后，溥仪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他从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做起，每天整理书籍资料，帮助研究人员查找文献。
1960年春天，溥仪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与李淑贤结婚了。这次婚礼非常简单，只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李淑贤是一名护士，两人相处融洽，开始了平凡但温馨的生活。
工作之余，溥仪开始写回忆录。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下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本后来被命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回忆录，真实记录了他从皇帝到普通公民的转变过程。
1961年，溥仪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他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文物保护方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他详细介绍了紫禁城里的文物收藏情况，为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每到周末，溥仪常常和李淑贤一起去逛公园。有时候也会去故宫博物院参观。面对游客们好奇的目光，他总是保持着平和的态度。遇到有人询问故宫的历史，他也会详细解答。
1962年，溥仪应邀参加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会上，他向与会专家详细介绍了清代宫廷收藏的规制和保管方法。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溥仪养成了喜欢园艺的习惯。他在单位宿舍的小院子里种了些花草，每天早晨都要浇水除草。同事们经常能看到他蹲在花园里，仔细照料这些植物。
1964年春天，溥仪参加了一次重要的文物鉴定会议。会上，他详细讲述了当年＂田黄三链章＂的保管经过，以及这件国宝在清代的使用情况。他的发言为专家们研究清代文物提供了宝贵线索。
在北京的最后几年里，溥仪过着规律的生活。每天早晨准时去上班，下班后偶尔和邻居们聊天。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