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被废的三个月后，1905年12月，清朝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为“预备立宪”造势。

五大臣的随员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留学生。他们长期在海外游学，精通外语，了解外国情况，负责在沿途充当翻译、编译资料。同时，他们也是清廷废科举后选拔的一批新官员。

于是，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会看到如此“小众”的文字：

施肇基，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一等参赞、候选知府，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进士出身；

唐宝锷，翰林院检讨，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士出身；

戢翼翚，外务部主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士出身；

钱承鋕，商部主事，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士出身；

陆宗舆，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内阁中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举人出身；

……

以上列举的留学生，在科举被废之后仍获得了进士、举人身份，而且是新设的“法政科”进士、举人，并凭此步入官场。这一时期，类似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跨越清末、民国。

谈到这一特殊现象，就不得不提，科举被废后，新旧潮流碰撞之下的选官制度。

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图源：网络

周作人17岁时，和哥哥周树人（鲁迅）一同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这所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曾国荃创设，以培养海军人才为主，平时教授的课程有经史、英语、化学、物理、数学、驾驶、枪炮等。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学的是海军管理。他指望的出路，便是毕业后到政府的新部门工作。

但是，直到科举被废前夕，学堂中的许多同学还一心两用，一边念着ABC、学着数理化，一边偷偷翻阅经史子集、准备科举考试。周家人也认为科举是正途。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是进士出身，因为科场舞弊案，仕途尽毁，导致周家陷入困顿。即便如此，家人们仍时常劝周作人回去考院试，至少当个秀才。

周作人说：“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

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对这段学堂经历也有过回忆。据他说，当时，很多人将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在这些人看来，到学堂读书，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等勾当。

周树人（鲁迅）青年时期。图源：网络

学而优则仕，终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在那时的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当官。1905年，科举考试这条入仕的正路戛然而止，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还远远没有终结，那么，此时该如何取得做官的资格呢？

实际上，在停废科举之前，清朝已经开始着手改革选官制度。

洋务运动中，官派留美的学生归国后，被安排到铁路、矿务、电报、商业、教育等部门工作。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对选官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是“行征辟，复选举”“开专科，纳西学”。庚子之后，打着“西狩”旗号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没回京便已下诏，宣称“人才为政事之本”，敦促各省督抚办好学堂，培养人才。

历经多年的改弦更张，到1905年科举被废时，清末的选官制度呈现出旧制与新章并存的局面。

传统的选官制度，除了科举之外，还有捐纳、贡生、荫生等，其中部分旧制度在科举被废后仍得以沿袭。

捐纳，即未入仕者以捐得官。这是一种广受诟病的制度，在科举时代就破坏了选官制度的公平性，而且捐纳得官者往往有财无德，腐蚀吏治。

道光皇帝说过：“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尽管清末新政提出了“停捐纳”的主张，但捐纳仍然存在，各省财用日匮时，甚至为收取捐纳，贬价求售，使捐纳更加腐败。

贡生，为府、州、县学生员选送至国子监读书者，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帝，这是科举时代的另一种选拔方式。

科举被废后，为了帮遗留下来的贡生解决出路，清廷保留了贡生的选拔考试，但对考试内容进行变革，不仅要考经艺史论，还要考算学、地理、财政、兵事、铁路、矿务等。

荫生，指的是凭父、祖官品或功绩获得为官资格的人，这是清朝的特权阶级，也不是可以轻易废除的，懂的都懂。

不过，清末新政也对荫生制度进行改革。以前，汉官荫生是要参加考试的，满族荫生则无须考试。随着清末革命党的“排满”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清廷为了缓和矛盾，就让汉官荫生和满族荫生一视同仁，都不用参加考试，这是为了拉拢汉族士大夫。

再来看看新的选官制度。

科举被废前后，晚清以来开展的学堂、留学事业，以及清末新政中的种种改革措施，催生了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议员选举、司法官考选、直省提法司及巡警道属官考选等选官制度。

当时，《大公报》发表一则“闲评”，说入仕的途径如此之多，将来必然出现“举国皆官”的奇景。别人问记者，那谁来做百姓呢？记者幽默地答道：“雇外国人。”

《大公报》的评论看似诙谐，但对那时的读书人而言，选官制度的革新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当科举被废的晴天霹雳传到江浙时，周作人的同班同学丁东生可能要哭笑不得，说我这秀才算是白考了，而周作人总算可以摆脱家人的桎梏，去追求新时代的读书路。第二年，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便跟随哥哥周树人的步伐，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这一时期，有人在出国留洋之前专门写一则广告，刊登于报：“来日学成回国之时，适中华仰才之秋也。”

1905年，科举被废除时，中国各地新式学堂的学员共有26万人。到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学员激增至102万人。

对于帝国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吸纳其中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也是清末新政亟需解决的问题。学堂选官，正是后科举时代针对新式学堂推出的一项选拔制度。

早在科举尚未完全停废前，学堂选官制度就已萌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行《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宣布凡是通过学堂选官考试合格的毕业生，可给予贡生、举人或进士出身的奖励，也就是取得做官的资格。两年后，张之洞等人根据这一章程，奏请规定了学堂毕业生选官制度的种种规则。

当时，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类学堂，大致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按照等级划分的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二是师范类的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三是专门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学堂，如水师学堂、农工商学堂、法政学堂等。

相比科举时代的书院，新式学堂所习内容多为近代西方学校所传授的法律、工商业、军事、理工科知识，更符合近代中国的需求。

在科举被废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自各地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成为帝国官场的新宠儿。

有一次，为近代中国创办了诸多实业的盛宣怀奏请议论矿务之事。在这场辩论会上，科举时代提拔的官员和学堂选官制度选拔的新人一同参与讨论，其中，矿务学生张金生表现亮眼，让盛宣怀印象深刻。于是，盛宣怀力荐张金生和另外两名道员（省与府之间的地方长官）负责此次勘矿之事。

张金生不愧是学矿务出身，到了地方之后专业对口，把工作干得杠杠的。反观这两名道员，只读四书五经，不懂天文地理，让他们去挖矿实在是强人所难。上级领导得知此事后，就干脆让张金生取代其中一名道员，出任主持地方矿务的“帮办”。

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堂毕业生，竟然靠着一身才能，得到领导器重，飞速晋升。这在官阶森严的清朝，是难得一见的画面。

无独有偶，在晚清进士汪康年所撰的《汪穰卿笔记》中，也写到了学堂毕业生得官后受重用的情况。

据其记载，湖南某州的一户人家举办婚宴，座上宾客有一年轻人“昂然气态出众”，备受瞩目。原来，这名客人是湖北一所师范学堂的毕业生，通过选官考试后，在当地负责筹办新政。另一个客人和这个年轻人有些交情，忽然上前问他：“最近听说有人要跟你谈婚事，你怎么不理人家啊？”

那年轻人答道：“我哪里有时间啊？我既要办好全州教育，领导还让我顺便管理本州的警察。”对方听了，徐徐说道：“你何不好好打听一下，那户跟你求亲的人家有三头牛呢！”此时，年轻人俯首沉思，不再说自己没空了。

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穷书生都要为生计犯愁。但是，这名“寻常师范毕业生”，已经身兼一州的教育和警政之职，可说是年纪虽轻，前途无量。

不过，学堂选官制度不是说毕业包分配，而是要通过各项选官考试后，才“分别奏请赐予各项出身，分别录用”，还有很多毕业生无法入仕，只能自谋出路。

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与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图源：网络

清末的官场新人中，除了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外，还有留学生。

主张废科举的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说：“出洋一年，胜读四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曾经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多年，据他回忆，有一回，张之洞送湖北学生出洋留学，诸生临行前来谒见拜谢。张之洞作为长者，说了很多话勉励即将远行的留学生，比如，“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

辜鸿铭多年后回想起此事，特意加了句评论，说：“未脱于功利之念也。”

留学生，当时也称作“游学生”。早在洋务运动时，容闳就劝说清廷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到20世纪初，随着国运日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奔赴东、西洋求学，并在学成归国后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清朝希望将这些人才选拔到体制内，为国家所用，因此，留（游）学生选官制度应运而生。

和学堂选官一样，留学生选官制度也有一套规则。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此前鼓励留学生出洋各项章程的基础之上，正式颁行了《考验出洋毕业学生章程》，以此规定选拔留学生为官的程序。

清末的留学生选官制度，基本上分为“学成考试”和“入官试验”两部分。

所谓“学成考试”，是指留学归国的学生，参加由学部举办的学业考试，考试结果分为最优等、优等和中等，按照成绩分别获得进士、举人等“等第出身”。章程规定，获得出身者需要加上学科字样，所以就有法政科进士、法政科举人，乃至医科、理科、商科、农科等，不一而足。

“入官试验”则是一种“廷试”，由皇帝亲自考察“学成考试”中式的进士、举人，再授予官职。鉴于光绪皇帝在位后期已遭幽禁、宣统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幼，这项工作主要由阅卷大臣完成，再奏请钦定，考察的内容一般为经义和科学论说，可谓中西合璧、新旧结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科举时代殿试的延续，反映了清廷仍企图用“天子门生”的光环来笼络读书人。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统辖全国教育事业。同年，学部在保和殿举行了第一次留学生选官考试，共有13名留学生通过考试，获得“等第出身”，并授予官职。

在这一年的考试中，“金邦平、唐宝锷均著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鋕、胡宗瀛、戢翼翚，均著给予进士出身，按所习科学，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著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均著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

1906年，留学生选官考试考官与学部堂官合影。图源：网络

清廷不仅为新毕业的留学生提供出路，也将功名赐予之前为清朝做出贡献的留学生。

1907年，袁世凯奏请朝廷，以“访问荐举游学毕业生”的办法，免试授予回国十年以上、政绩相对突出的留学生进士出身。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得到准许，赐进士出身。

其中，詹天佑是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归国后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吴仰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矿冶专业，回国后成为矿冶工程师，为建设开滦煤矿做出了卓越贡献；屈永秋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西医，曾主持北洋医学堂和天津卫生总局等事务；邝荣光亦是著名的采矿工程师，作为晚清留美幼童中最高寿的一位，他活到了1962年，享年103岁。

詹天佑。图源：网络

从1905年到1911年，清廷共进行七届留学生选官考试，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身份的留学生，共有1369人。

由于海外留学人员日渐增多，清朝无法将这些学生一一招揽，还有很多留学生没能顺利地入仕，再加上反清斗争愈演愈烈，清廷早已不得人心，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汲汲于功名。

1902年，年轻的周树人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东赴日本学习医科。后来，立志拯救同胞精神贫困的他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学来唤醒麻木的大众。不过，周树人最初从事文学活动并不顺利，他在日本翻译的外国小说只卖出了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少资金而无法出版，难以维持生计。

1909年，周树人回国，找到当时已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务长的同学许寿裳，托他介绍了一份教员的工作。周树人对这一职务并不感兴趣，原想去上海的书店当编译员，但因为没有熟人竟被拒绝了。周树人在浙江当了两年教师后，1911年11月，被孙中山誉为“东南一英杰”的绍兴人王金发率领革命军攻下军械局，光复杭州。多年以后，鲁迅还经常在小说中描绘革命军进城的壮观场面。

进入民国后，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后成为教育部佥事，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开始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作品，从此蜚声中外。

鲁迅留学归国的经历，正是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一个缩影。

清廷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后，迅速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教育的公平性。

科举停废一年后，国学大师章太炎做了一场演讲。对于曾被他称为“最恶劣”的科举考试，章太炎也说了几句好话，他说，科举考试好歹“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富人和穷人都有机会求学入官。

章太炎说：“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好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刊行官撰或士人中式试卷以为范例）统统可以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

年少成名的刘师培在论“新政病民”时，直指学堂选官之弊端：“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

章太炎和刘师培都认为，新的选官制度存在不公，对民间的覆盖面不及科举制。

章太炎。图源：网络

当时，很多穷书生失去科举考试后，既上不了学堂，也留不了学，一下子失去了上进的途径。日后成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老家地处湖南邵阳乡下，科举被废后，他的家长为了供他继续读书，就花费了大量金钱，把他送到省城上学堂，之后送到美国留学。而更多的人难以摆脱乡土的束缚，他们没书可读，就掀起“打先生”“烧学堂”的运动，盲目地宣泄不满。还有一些人前去投奔新军，后来成了推翻清廷的一股力量。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等制度也带有清末新政的些许进步性质。

这两种选官制度本质上也是考试取官，而其选拔的人才接受过新式教育，涵盖了政法、医科、理科、商科、农科、文科等各领域，为巨变的时代中更为需要的人才。正因如此，很多清末入仕的学生日后成为了政府总长、各部高官或封疆大吏。

时也，命也。我们在开头提到了跟随五大臣出洋的留学生官员们。彼时的他们意气风发，都想为国家出力，可当时代的尘埃落到头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定地挺起脊梁。

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施肇基（1877-1958），在清末新政后成为一名外交家。

1908年，施肇基任京奉铁路局会办期间，和沙俄铁路公司谈判，收回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权。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施肇基为中国的五名代表之一，面对列强企图侵占中国利益的丑恶嘴脸，他和顾维钧等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施肇基作为中国代表，在列强干预的压力下，追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强夺的德国在山东的部分权益。

国弱之时，施肇基等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在国际上举步维艰，但仍坚持外争国权。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从左至右）。图源：网络

相比之下，曾赴日本留学的陆宗舆（1876-1941），在北洋政府任职时多次作为代表与日本交涉，他和曹汝霖、章宗祥等素有“亲日”之名，所经手的条款包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等。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曹、章、陆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被广大国民痛斥为卖国贼，陆宗舆被免职替罪后，在天津当起了寓公。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府成立，年过六十的陆宗舆被聘为伪行政院顾问。他早年受上级委派与日本交涉，名声尽毁，晚节依然不保，在汪伪政府当了一年顾问就病死了。

话说回来，选官制度固然重要，但选出来的官员于国于民是否有益，更重要。

参考文献：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2016年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章太炎、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张鸣：《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国学》，2013年第6期

关晓红：《“图治太急”：宣统朝选官用人之困局》，《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

杨国强：《从声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生成和困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