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唐朝289年的历史分期，那么，最直截了当的划分法便是：安史之乱前和安史之乱后。这场战乱全方位改变了唐朝，中晚唐的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场战争。

首先，这场战争打碎了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繁华，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人口进行大规模迁移，从战乱中心的中原地区迁到相对安定的江淮地区。战争时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从潼关到郑州之间，“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只见“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战争结束后，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几乎人人贫苦，连赖以生存的条件都没有。

其次，安史之乱后，原本防备吐蕃的西北兵纷纷内调，剩下的边防力量难以抵御吐蕃。之后，陇右、河西之地不断为吐蕃蚕食，“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中唐时，吐蕃的势力一直发展到了关中西部，大唐朝廷与西域的联系也被隔断，关中一带由“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变成了天宝之后“槁街之邸，来朝亦稀”，这一变化影响后世数百年。

第三，安史叛军与唐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争，直至穷途末路。为了另谋出路，他们之中很多人向唐朝投降。宝应元年（762），安史叛军最后的领导者史朝义即将被灭，安史旧部薛嵩、张忠志、李怀仙、田承嗣等相继向唐朝投降。安史之乱后，这些安史旧部势力控制了今河北、河南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地区，互相联姻，互相利用，不听朝廷号令。除此之外，一些在平叛过程中起家的唐军将领也以功臣自居，割据地盘，由此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朝灭亡依旧尾大不掉。

第四，在安史之乱中得到重用的宦官李辅国、鱼朝恩等权力愈发壮大，开启了宦官夺权的序幕。到中晚唐时，形成南衙北司之争。宦官势力在皇权衰落时不断膨胀，不仅能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在宦官干政下，大唐皇权日益颓靡，朝政也逐渐涣散无力。

所有这一切，对后安史之乱时代的唐朝统治与秩序重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安史之乱虽然落幕了，但它的幽灵仍未远去。

对于朝廷来说，面对旧有财政体制的崩溃以及巨额的军费开支，首要任务就只有两个字：搞钱。

早在安史之乱期间，一个名叫第五琦的人就曾向唐肃宗陈奏道：“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必须确保充足的粮饷供给，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倘若能授我一职，必将东南的钱财悉数化作军饷，支援前线。只待陛下下令。”

唐肃宗听后大喜，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后来又接连提升其为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兼御史、诸道盐铁铸钱使。

仅一年多后，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已升任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放出的第一个搞钱大招，就是盐业改革。

中国的盐业专卖政策，起源相当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来的“官山海”政策，即主张由国家垄断经营盐业、矿产以及各种山林资源。再往下，就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汉武帝构建的国有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正是盐铁官营。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主要是为了垄断利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用于填补常年对匈奴战争的财政漏洞。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要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势力，防止他们成长为盐铁巨富，重演汉初七国之乱的悲剧。所以，盐铁专卖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家控制的双重目的：不仅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富商巨贾的经济利益之争，同时也是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只不过，历史越往后走，经济目的越发掩盖了政治目的。分界点就出现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盐是帝国的财政支柱。图源：摄图网

唐朝立国后，有140年对盐业实行无税制，任其自由买卖。但安史之乱爆发后，财政困窘，第五琦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老祖宗管仲和桑弘羊。他开始实施盐业专卖法，政府通过垄断盐业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自此，终结了唐朝盐业140年不上税的历史，也终结了中国历史上食盐自由买卖的历史。此后历朝历代，盐业都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无一例外。

第五琦的盐政方案，被后人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也就是除了食盐的生产由盐户完成，其他环节包括收购、转运、出售等等，都是政府来做。政府之所以要把所有环节都捏在手里，是不想假手他人，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

然而，高度国有化的弊端总是十分明显。后来的宋朝，也曾实行过这种高度国有化的官盐政策，结果宋仁宗初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有一次问大臣：“听说外头都在埋怨食盐的品质很差，是真的吗？”大臣们回答说：“只有御膳和宫中的盐是好的，外头吃盐就跟吃土一样，难吃死了。”刘太后听后，长叹一口气：“不是这样的，御膳用的盐也多土，根本不能吃。”这就是政府把一种东西完完全全垄断后，所能呈现出来的“品质”。

但在当时，第五琦的盐政改革利大于弊，史书评价为“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凭借“榷盐”的政绩，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升任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至宰相。

随后，根据第五琦的建议，朝廷放出第二个搞钱大招：铸行大钱。

出于战争经济的需求，第五琦请铸乾元重宝，规定新币以一当十用。因战事延长，第五琦又发明了一种乾元钱，规定百姓可以以一当五十用。但这些新币发行时，唐朝中央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前币以及打击私铸货币。因此，乾元钱一出，市面上流通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就不断贬值，米价腾飞。吃不饱饭的百姓和部分僧人，只能砸锅卖铁，屡屡犯禁。长安城内的犯罪率直线上升，逼得唐肃宗只好下诏将第五琦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长史。

在去任忠州长史的路上，第五琦被告发曾接受他人二百两黄金的贿赂，朝廷派御史刘期光追来审问。第五琦回答说：“二百两黄金有十三斤重，我身为宰相，肯定不会拿的。如果能拿出我受贿的证据，就请按法治罪。”刘期光认为第五琦这样说就是认罪了，于是奏报唐肃宗，请求削去第五琦的官职，将他流放到夷州（今贵州遵义）。唐肃宗同意了。

此后，第五琦起起落落，因其高超的理财能力也曾重新得到朝廷重用。直到建中三年（782），唐德宗久闻第五琦的才干，打算再度起用他，便下诏书召其回京。不料第五琦却于同年病逝，享年71岁。

第五琦被唐肃宗贬出长安城之时，安史之乱已经进入尾声，朝廷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财政改革来恢复疲敝的社会经济。于是，中唐的另一位理财大师——刘晏，正式登上了历史的前台。

说起来，刘晏是个成名很早的奇人，他的经历值得我们在此讲述一下。

那是在“遥远”的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刚刚效仿祖父唐高宗，完成唐朝二次封禅泰山的历史任务。按照惯例，皇帝东封泰山，天下官员、百姓应当有所表示。因此，唐玄宗刚率群臣下山，等在行宫的礼官就兴冲冲地报告说，有个八岁孩童欲向陛下进献手作颂赋一篇。

听闻八岁稚童能诗善赋，唐玄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只见这名神童入殿后不卑不亢，向在座的贵人们一一行礼，然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颂赋朗诵起来。唐玄宗见其抑扬顿挫间颇有章法，顿时心生好感，但也担心这是不是当地官员配合出来的欺君把戏。于是，他召来了号称“一代文宗”的宰相张说，命其辨别神童真伪，不要闹出历史笑话。张说当场出题考察神童的本领，神童均一一回对。出口之快，让旁观的群臣纷纷赞叹不已。唐玄宗大喜，认为此乃上天赐予自己的祥瑞，遂令小神童随驾返长安，授秘书省正字，准其入宫学读书。

这名时年八岁的小神童，正是刘晏。

秘书省正字虽然官小位卑，但秘书省历来是国朝编撰正史的部门。据记载，唐朝的历史编撰通常出自秘书省著作郎之手，而负责校对、勘验语法、核查史实的，正是秘书省正字郎。让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孩给一群史学家纠错，即便他是神童，显然也超出其能力范围。不过，编撰国史必须讲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身在其中，足以给其一生留下志虑忠纯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唐玄宗怜惜后辈、爱惜人才的深谋远虑。

刘晏并没有令唐玄宗失望。开元十五年（727）元宵节，已在朝廷供职两年的神童刘晏，获得了与众臣一起出席宫廷宴席的机会。当时，勤政楼前聚集了一批技艺精湛的艺伎。其中，以王大娘团队的杂耍戏最引人注目，只见她肩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的另一端顶着座蓬莱仙岛的模型，上头还有个小孩拿着红菱挥舞。从未见过此繁闹场景的刘晏不禁跟着小孩的动作，手舞足蹈。这一幕，恰巧被唐玄宗注意到了。他又想考刘晏的功课，遂将其召至御前，命以“顶竿之戏”为题，作诗一首。

刘晏不假思索，立即吟出了一首《咏王大娘戴竿》：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才思敏捷让人惊叹。但唐玄宗还是半开玩笑地问刘晏：“卿为正字，正得几字？”

刘晏一本正经地答道：“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

朋，无论是用篆书还是楷书，其字体看起来都是斜的，而且还有“朋比为奸”之意。刘晏一语双关，说明他知道朝中权相执政、朋党相争的情况，故特意以字为谏。

▲朋字篆书。图源：网络

但唐玄宗似乎不以为意。时光流逝，刘晏幼时看到的繁华景象，到头来被证实是过眼云烟。自玄宗开元末罢免张九龄、委政李林甫起，大唐盛世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刘晏再次出现在史书中，已经出落成翩翩君子。

在秘书省供职的十余年间，他无一日不想效仿姚崇、宋璟、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国安邦。为此，他专门上书唐玄宗自荐外放，不求名位，只愿治事，积攒理政经验。

唐玄宗虽然圣明不似从前，但看到自己倚重的“盛世希望”愿意舍弃名禄到地方上“吃苦”，还是颇感欣慰。刘晏的奏疏刚呈上来，他就大笔一挥，给了山西夏县县令的职务，让刘晏空降并主政一方。

唐玄宗安排的夏县，是当时有名的“逃户”县城。所谓“逃户”，就是古代为逃避赋役，流亡外地而失去原本户籍的老百姓。为了减少夏县的人口流失，刘晏上任之前的夏县父母官没少派人跨县抓捕失踪人口，甚至开出优厚的免税条件，劝诱百姓回原籍居住，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逃户现象在盛唐时代屡见不鲜。唐玄宗此前曾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的建议，进行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要求各州逃户于逃亡之日起，百日内向衙门自首。凡向地方衙门自首的逃户，可选择就地入籍或返回原籍居住，不论逃亡之罪。为了显示官方的诚意，唐玄宗的旨意还重申，就地入籍者，可享受官府给予免除六年赋租、只交户税钱的优惠政策。当然，如果逃户限期不首或故意抗命，唐玄宗也给他们安排了去处——解递边境，附为百姓。至于那些胆敢窝藏逃户，抑或想方设法把逃户变成“奴隶”的，无论官员还是富户，一经发现，通通充军。

政策实施初期，的确收效显著。经过一次“括户”，大唐“凡得客户八十余万（有虚报的成分），田亦称是。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但，检田括户的部分措施也导致了新逃户的出现。如，逃户就地入籍可享受六年免税的政策，无形中扩大了土著居民与外来居民赋税负担的差距，一些原土著居民见到外来人士免税空间大，也萌生起了当逃户的思想。

刘晏到了夏县，一一走访返回原籍居住的“逃户”，向他们了解外逃的原因。经调查，他发现，此前检田括户不仅有以上政策漏洞，在夏县更出现了豪强转嫁赋税给弱户、自己虚报成逃户避税的情况。

为了查明真相，刘晏想了个办法。他将自己打扮成道士，天天在县衙门口替人算命、断事，并吩咐衙役，暂不受理逃户或穷苦百姓受欺压事件。如此一来，那些有诉求的百姓就只能汇聚于他的摊前，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求大师指点迷津。

每及此时，刘晏总要掏出纸笔，将百姓们的诉求记下来，并告诉他们，你是受冤屈的人，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待收集完足够的证据后，刘晏便回衙门升堂，召来犯事人等，逐一裁判。在铁证面前，那些豪强只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接受法律惩处。

不多时，刘晏治下的夏县就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一改往日颓败景象。

刘晏在夏县的历练，既为他日后主管唐帝国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令唐玄宗再一次为他的“神奇”所折服。看完刘晏的述职报告，唐玄宗语重心长地落笔：“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

“足食”“富国”“利人”，自此成为刘晏毕生的座右铭，为中唐之后的天下安稳提供了理论依据。

安史之乱爆发时，刘晏在长安任侍御史。皇帝西狩，仓皇之下竟也顾不上他。刘晏只能根据叛军的走向，避居襄阳，蛰伏以观时局。当时，永王李璘奉命坐镇江陵，控制着江淮地区的赋税。北方战火纷飞，挽救大唐最好的方法便是效仿东晋，借助江南经济打持久战，将安禄山集团耗死。因此，永王未加请示就拥兵自立，并以讨逆之名派人前往襄阳邀约刘晏入伙。

刘晏明白玄宗尚在，若跟从了李璘，无异于宣布自己造反。所以，他一面固辞永王使者的求贤，一面越级给当时的宰相房琯上书，向朝廷报告了永王图谋割据之事。后来这封信辗转到了唐肃宗手上。

▲唐肃宗李亨画像。图源：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永王李璘请不动刘晏，却请到了一代诗仙李白。而刘晏与李白，因为不同的选择，在历史的终局里留下了不同的身影。李白人生的最后五六年，由于“谋反”之罪名，过得栖栖遑遑；刘晏则凭借举报永王造反之功，继唐玄宗的信任之后，又受到了新君唐肃宗的信任。

第五琦因铸行大钱引发民怨遭罢黜之时，刘晏则开启了自己作为一代理财能臣的历史进程。

考虑到刘晏从前治理地方颇有政声，唐肃宗将中央财政大权交给他，并计划让其以首都长安为试点推行经济改革。以“足食”“富国”“利人”为准则，刘晏上任伊始就告诉唐肃宗，保障农业生产是恢复大唐经济的基础。为此，他上山下乡走访调研，总结出了一套办法：

“当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复业，请蠲免三年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随例纳官税，所冀田亩不荒。”

意思是，只要长安城内有荒地，就要让百姓抓紧耕种。但凡有人认领了荒地，官府就要蠲免他三年差役，鼓励生产。如果荒地并无合适的生产者，朝廷也可考虑将这些荒地按比例赐给流亡于此的人，鼓励他们生产，并让他们按例缴纳各项赋税。总而言之，土地不能荒废。

这一举措，有效地稳定了长安的民心。之后，他又针对第五琦铸行大钱引发民怨一事，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上元二年（761）六月，刘晏给唐肃宗递交了一个“三赢”的方案。首先，刘晏给了下台的第五琦一个漂亮的台阶，他称第五琦的改革是“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随后，基于第五琦的改革措施，刘晏提出自己的建议，将乾元钱的价值从“一当五十”折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通通“以一当十”，以此来缩小几种货币间的买卖差价。最后，刘晏建议朝廷缩减乾元钱的发行量，并大力打击私铸货币行为。

经过刘晏一番折衷的变通，皇帝的体面、朝廷的公信力以及百姓的归心均得到了有效安抚。

然而，唐肃宗时代的官场毕竟不同于前朝。京官能力过强，不仅容易得罪皇帝，更免不了要遭到同僚的嫉妒。刘晏的经济改革刚有成效，他本人就被司农卿严庄诬陷“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

所谓“漏禁中事”，就是说刘晏大舌头，喜欢爆宫内秘闻、皇帝隐私。虽然这件事情查无实据，可唐肃宗偏听偏信，刘晏也就只能莫名背了锅，被贬离京外任。

还是那句话：是金子，任何时候都会发光的。刘晏下放地方不久，宝应元年（762），唐玄宗、唐肃宗相继驾崩。两位皇帝的去世给了刘晏再度起复的机会。

即位的唐代宗最宠信的大臣当属宰相元载。元载交好权宦李辅国，又掌大唐财政，权倾一时。但他手里度支江淮转运事务繁杂，与大唐国库出入息息相关，所以亟需一个颇通刑名钱谷的同僚替自己分担。恰好，历仕玄、肃两朝的刘晏善管财政天下皆知，加上唐代宗本人对刘晏也十分器重，元载一推荐，刘晏立马复官。

刘晏重掌江淮转运，困难却远比想象中复杂。当时，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虽有沃野之名，但因地形地势制约，产粮不要说不足以备水旱，就连日常供给都城百姓也捉襟见肘。

关中不行，唐朝统治者自然盯上了更加富庶的东南鱼米之乡。可是，从东南运粮至关中，必经运河入淮河走汴水再转入黄河。不仅路途遥远、水情复杂，而且东南运粮进河洛、走关中这一路，基本都是安史之乱期间受乱最严重的地区。正如刘晏所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更难的是，当时“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看看吧，从淮河到渭水，方圆三千里，官军普遍缺衣少食，一个个仗势如王侯将相，见到漕运船便就地截留，要求他们留下买路钱。如果让这群官军去保漕运安全，估计运粮船还没入关中，就被抢得颗粒无剩了。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时代趋势：隋唐之时，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北分离，故而需要借助大运河完成南粮北调，以实现经济中心对政治中心的反哺。

早在隋炀帝时期，这名颇具“历史前瞻性”的帝王便前后耗时6年，征发数百万民工，开凿出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全长4000多里，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前身隋唐大运河。

▲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作为大运河和长江边上的中心城市，凭借水运之利富甲天下的扬州，也一跃成为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到了唐代，扬州已是大唐帝国内部除长安城外的第一繁华都市，美誉度跃居久享“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成都之上，号称“扬一益二”——扬，就是指扬州；益，则是益州（成都）。

当时，扬州商贾云集、交易兴盛，是和广州、泉州、交州并称的东方四大商港船舶。船舶从扬州港出航，可东通日本，南抵南洋，西达西亚，是东方著名国际港口之一，城内甚至长期侨居有数千阿拉伯商人，另外来自波斯、大食、婆罗门、新罗、日本、高丽等国的商人更是不计其数。对此，《旧唐书》说：“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

帝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流域，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这在帝制大一统时期是第一次出现的新状况。由于古代陆运艰难、损耗巨大，因此水运成为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通过大运河，江淮地区的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关中地区。被唐朝人骂作劳民伤财工程、引发隋朝灭亡的大运河，如今吊诡地变成了哺育大唐帝国的生命线。

自从唐朝立国后，关中地区的人口就在不断激增，长安城高峰时期人口超过百万，与之对应的是粮食缺口高达400万石。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年份，长安城也是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因此，大唐帝国的京畿地区，必须通过大运河运输的江淮财赋和粮食来支撑生存。这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张巡、许远等人不惜以人肉为军粮，也要守住睢阳城的原因——守住睢阳城，是为了守住大运河，守住江淮地区，守住大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张巡画像。图源：网络

现在，刘晏面临同样的历史使命。

他马上想到，疏浚河道才是完成“南粮北调”工程的重要环节。于是，他亲自带人赶往扬州，发动民工，淘挖淤泥，疏通河道。考虑到这些民工及疏浚运河的官军也需要粮饷开支，刘晏便将朝廷的盐政税收与官军疏通运河事务挂钩，实行以工代赈。

在接触盐政事务后，刘晏顺便改革了第五琦当初榷盐法的漏洞。

刘晏认为，唐朝盐区虽广，但并不需要在天下四方皆设立盐务官员。“盐吏多则州县扰”，盐务办得好坏，与在职官员数量多少无关。唐朝办盐，宜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开支。他利用盐运使的身份，于盐区设置盐官，让他们直接收购盐户手中的盐，再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其余各地州县不再设置盐官，让底层百姓及地方商人有卖盐牟利的空间，以此富民。

说白了，就是将第五琦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刘晏引入了商人的角色：政府只负责从盐户手中收购食盐，再转手卖给盐商，中间的差价就是国家的财税；至于后面的转销环节，政府抽身出来，直接交由商人去办。这虽然也是国家专卖制度，但政府大包揽的程度相对有所降低了。

刘晏的盐政改革，影响很大。帝制时代叱咤风云的盐商阶层，就是在刘晏改革后产生的。而且，盐商“不属州县属天子”，中央直管，可想而知，在垄断行业里分得一杯羹，迅速积累财富那是分分钟的事。史书记载，唐朝一个名叫龚播的人，出身贫困，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在刘晏改革后逮住时机，成为政府认定的盐商，获利丰厚，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然跃升为四川地区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风口上，猪也能飞。

伴随着一批盐业巨富的诞生，朝廷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根据史书记载，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盐利收入，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当然，食盐的政府垄断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最直接的便是盐价居高不下，由此催生私盐贩卖问题。私盐贩运的团伙化和武装化，从唐末以后就日趋明显。有些地方，全村出动，集体走私，甚至联络周边几个村落，统一行动，以团体武装的形式增强对抗官府的能力。团伙化与武装化一旦合流，形成大盐枭，一个王朝基本就走到尾声了。类似的情形在历史上多次上演，俨然是盐业对帝国统治的一个诅咒。唐朝末年，多次考科举失败的黄巢，与王仙芝共贩私盐，数月之间，聚众数万，给了唐朝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另一拨贩盐起家的盐枭，比如王建、钱镠等人，选择进入体制之内，在镇压黄巢起义以及藩镇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创立者。这是后话了。

接着说回刘晏的改革。

为了降低漕运船被劫的概率，刘晏又向朝廷提出“每造一船，用钱百万”的意见。官船坚固一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漕运船沉没的问题，二来沿途即便有不识相的官军起了歹心，要劫走官运物资也绝非易事。尽管许多官员认为此举铺张浪费，但刘晏不为所动，他利用盐政之利，在扬州造了十座造船厂，采取承包到户的方式，由政府包工包料分发给民间手工业作坊，让他们参与官船改造。

到了永泰二年（766），唐朝正式设置常平使，唐代宗特让刘晏和第五琦二人负责常平天下事务。

“常平”是古代稳定物价和调节商品供需的一种措施。常平法起源于西汉，指导思想来自理财专家桑弘羊以及战国改革家李悝的“平准”。常平法最早从粮食入手，历朝历代都在都城及帝国重镇附近设立常平仓以贮粮备荒。为了稳定粮价，唐初中央曾设立“常平本钱”制度，由地方政府管理，在粮食丰收之年加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待灾荒发生时，再低价贱售粮食及种子，让百姓度过艰难的日子。但自安史之乱起，常平仓及常平本钱制度就形同虚设，这变相加重了唐朝市民百姓阶层的生活负担。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着手对常平制度进行恢复与改革。刘晏上任后，利用独特的商品经济思想，进一步扩大常平仓的存储。这时的常平仓已不仅收购谷物、平籴谷价，还被运用至唐朝境内的各行各业。

当时，刘晏所在的扬州，是唐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百姓从事手工业及商品贸易居多，刘晏便把常平之法运用到这些商品上。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帝国财脉，率先在扬州大量收购手工制品、日用杂货、土特产等，建立常平仓，再以漕船运到汴州和关中等地，实现“市轻货以送上都”的目的。总之，贱买贵卖，打通各州手工业品的销路，促进地区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这就是刘晏的超前理财思维。

经过刘晏的改革，唐朝盐政、漕运等事业一度中兴，史书称“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正史对刘晏的评价也非常高，《新唐书》说：

“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李豫驾崩，唐德宗李适即位。唐朝国运在漕运、盐政等改革下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但大乱初定、内讧不断，总体而言，天下依旧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

就在此时，刘晏出事了。

建中元年（780），刚升任宰相的杨炎跑到唐德宗面前告发刘晏。杨炎声称，刘晏与前兵部侍郎黎干、宦官刘清潭曾合谋劝唐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并改立太子。

唐德宗是唐代宗皇后、吴兴才女沈珍珠之子。当初，因安史之乱，沈氏与唐代宗曾走散，流落于洛阳掖庭。后来，战事稍稳，唐代宗夫妇于洛阳重遇。考虑到长安兵荒马乱，唐代宗并未第一时间将沈皇后从洛阳宫中接走。由此，当史思明再陷洛阳后，沈皇后下落不明。没了沈皇后，唐代宗独宠独孤氏。即便后来独孤氏因病过世，唐代宗也要留其尸身于宫中三年。种种举动，难免让年幼就失母的唐德宗心里起了疙瘩。

不过，对于杨炎的告发，同为宰相的崔祐甫却替刘晏说了句公道话。他说，刘晏党附之事没有真凭实据，更何况唐德宗即位时就大赦天下，如今再为如此“莫须有”之事耿耿于怀，怕会失了皇帝的体面。

杨炎见一计不成，转头又跟唐德宗聊起宰相的权力。他指出，刘晏一人掌管盐运、漕运、度支，还兼领尚书省事务，权势过大，不得不防。

唐德宗对杨炎偏听偏信，刘晏主管唐朝财政的工作生涯就此终结。

▲唐德宗李适画像。图源：网络

但，杨炎并未打算放过刘晏。

杨炎是前宰相元载的党羽。尽管元载对刘晏在漕运、盐政事务的起复上也有过提携之恩，但刘晏对元载却没有好感，因为元载是唐朝少有的大贪官。元载被治罪抄家时，家中被抄出八百石胡椒——那时，胡椒作为奢侈品，有很强的经济效益。元载的贪腐可见一斑。

对于这样的上官，刘晏反感至极。后来，唐代宗令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騕、礼部侍郎常衮等共同审理此案，刘晏没有徇私情，不仅把元载一家赐死，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元党”重要党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作为曾经的“元党”，杨炎现在复仇来了。说服唐德宗贬谪了刘晏之后，杨炎又故意提拔与刘晏有私怨的庾准做刘晏的上司，让他到当地去收集刘晏谋反的罪证，如此，唐德宗便有了杀刘晏的理由。

最毒的是，杨炎建议唐德宗先杀刘晏，随后再暴其罪行，令天下讨之。

就这样，建中元年（780）七月，65岁的一代“救时计相”刘晏冤死驻地。刘晏死后十余天，唐德宗才公布他的罪行，并令杨炎全力抄没刘家。谁知道，刘晏掌财几十年，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与他生前为帝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唐德宗“纵容”杨炎搞死刘晏，或许是因为杨炎本身就是经济之才。对于皇帝来说，搞钱是重要的事，但由谁来搞钱并不重要。刘晏被冤死之时，由杨炎主导的“两税法”改革早已如火如荼地启动了。

杨炎出任宰相后，便着手推行税制改革。根据史学家邓广铭的分析，唐初基于均田制而实行的税制——租庸调制，随着土地买卖、兼并以及人口流移的发生，到唐玄宗在位后期已出现名实严重不符的现象，使唐政府的税收数字大受影响。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丁口和田产的流移转换特别厉害，政府更难于按期核实，国家编户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原本作为辅助税的户税和地税，在政府税收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

基于此，杨炎在奏议中建议唐德宗实行“两税法”：

“夫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

这段话涉及“两税法”的几项主要内容：第一，政府采取“量出为入”的预算制度，将预算总额按指标分配到州、县；第二，由原来的按丁收税改为按资产收税；第三，两税按户等纳钱，按地亩纳粟；第四，两税的征收期限为夏税六月、秋税十一月；第五，对商业活动征税，税率是三十税一；第六，全面取消原来的租庸调和杂徭。

总之，两税法适应时代发展，整理了混乱而过时的税制，以财产多寡作为征税依据，既让税负更趋合理，又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诏令全国推行“两税法”，并遣黜陟使分行全国贯彻实施。“两税法”实行以后，“天下果利之”，唐朝的年财政收入由一千两百多万贯增加到了三千多万贯。

杨炎虽然接棒第五琦和刘晏帮助朝廷迈过财政困难的门槛，但他本人也遭到了反噬。起因还是因为害死刘晏这件事。

刘晏被害后，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是被冤枉的。杨炎心里有鬼，担心自己被视为陷害刘晏的罪魁祸首，于是派出心腹到处活动，说杀害刘晏是唐德宗本人的想法。唐德宗得知后，认为杨炎是在推卸责任，此时便产生了诛杀杨炎的念头。

随后，唐德宗升任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这意味着，皇帝不再专任杨炎一人了。

杨、卢二人共同理政，卢杞为人狡诈，却没有才干，杨炎很看不起他，但卢杞有唐德宗作后台，开始对杨炎进行陷害。不久，借梁崇义叛乱之事将杨炎罢相，杨炎失去实权。

之后，卢杞又举荐了与杨炎有积怨的官员审理杨炎儿子的违法犯禁案件，终于查出了杨炎的两条罪证：一是杨炎利用宰相权势，将私宅贵卖，多得了房价；二是杨炎在曲江之南建有家庙，卢杞为陷害杨炎，故意说：“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

唐德宗大怒，下令严查。

建中二年（781）十月，唐德宗下诏贬杨炎为崖州（在今海南省）司马。在去崖州的路上，杨炎被押送他的宦官勒死，时年55岁。

至此，像是一个诡异的循环，杨炎最终重蹈了刘晏的宿命：为帝国搞钱的能人，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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