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

尺寸：高101.9口径77.8厘米

年代：西周早期‍‍

用途：礼器

来源：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

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批次：2002年第一批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也叫“棱线”），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大盂鼎的鼎腹内壁铸刻有291字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一位叫“盂”的贵族。并对“盂”的一番谈话内容。谈话内容是总结了康王他爷爷周武王姬发和太爷周文王姬昌的立国经验。康王本人与其父周成王共同开创了“成康之治”，《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就是说当时社会治安很好，四十多年没用过刑罚。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制度的重要资料，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出土后即被宝鸡岐山县大户宋金鉴花钱买下，之后又被岐山县令占有，后转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于是大盂鼎从陕西流落到京城。而最初的买家宋金鉴，却因科举考试也来到了京城，而且高中进士，入了翰林院庶吉士，是清代岐山县唯一的一个翰林。结果阴差阳错，宋金鉴居然在京城又看到了曾经属于自己的这个大盂鼎，于是毫不犹豫再一次高价买回。

宋金鉴死后，其后人把大盂鼎卖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于是袁保恒就把鼎作为礼物献给了左宗棠。因为早年左宗棠在做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时，遭到湖南永州总兵樊燮的构陷差点丢了性命，多亏了当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的帮助才得以保全。

左宗棠得了大盂鼎后，知道潘祖荫有收藏文物的爱好，正好也作为当初救命之恩的感谢，于是把鼎就送给了潘祖荫，此后大鼎就一直为潘氏家族所有。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51年，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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