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了刘伯温，为何朱棣要杀掉刘伯温的儿子？原因只有一个字

在明朝开国之初，刘伯温作为开国功臣，其智谋之高远令后世惊叹。朱元璋对他的倚重，甚至超过了其他开国功臣。然而就在明朝初立之时，这位被誉为＂明朝张良＂的谋士却突然暴毙，死因成谜。更为蹊跷的是，在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刘璟也在朱棣登基后不久含恨而终。

一个是开国皇帝，一个是靖难得位的皇帝，父子两代皇帝，为何都要对付这对父子？刘家父子究竟做了什么，让两代帝王都要除之而后快？历史的真相，真的如民间所传，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吗？

一、刘伯温之死：开国功臣的离奇结局

洪武四年春，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刘伯温，这是刘伯温最后一次面见天子。当时朝中正在讨论丞相人选，刘伯温作为御史中丞，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汪广洋和胡惟庸的诸多缺陷。但朱元璋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任命这两人分别担任左右丞相。

这次谏言之后不久，刘伯温便突发重病。朝廷派御医前往探视，送去汤药。但服用御医所送的药方后，刘伯温的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急转直下。这位素来谨慎的谋士发现情况不对，立即修书一封进呈朱元璋，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御医送药的怀疑。

然而，朱元璋收到奏书后并未立即回应。御史台随后传出消息，说刘伯温是被毒杀身亡。更令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在刘伯温病逝后，不但未对此事展开调查，反而默许了胡惟庸对刘氏家族的打压。

胡惟庸上任后，立即开始打击异己。他先是暗中封锁了刘伯温的死讯，随后又以各种理由阻挠刘伯温长子刘琏继承爵位。在这期间，朱元璋一反常态，对这些事都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刘伯温病逝前，他曾经向朱元璋提交过一份奏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大明朝廷制度的建议。这份奏折中，刘伯温明确指出了分设左右丞相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建议设立都察院，以加强对大臣的监察。

这份奏折的内容后来被证明是极具远见的。五年后，胡惟庸果然谋反，其罪证之一就是擅自扩充相府权力。朱元璋在平定胡惟庸之乱后，不但废除了丞相制度，还采纳了刘伯温生前建议的监察体系。

在胡惟庸案发后，御史中丞涂节上书，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当年刘伯温病重期间，胡惟庸曾私下指使御医更改药方。这个细节虽然未被正式记入史册，但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

随后，朱元璋下令重新审视刘伯温的遗物。在其书房中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奏章，其中详细记载了胡惟庸等人的种种可疑行径。这份奏章的发现，或许解释了为何胡惟庸要在刘伯温病重之时采取非常手段。

二、权力更迭中的刘氏家族

刘伯温离世后，其长子刘琏本应继承诚意伯爵位。然而，胡惟庸的势力渗透到了爵位继承的过程中。在洪武六年春，胡惟庸以＂查验家谱＂为由，突然要求刘琏提供完整的族谱文献。这一要求表面看来合情合理，实则暗藏玄机。当时的宗族文献在战乱中多有损毁，完整保存实属不易。

就在刘琏四处奔走收集族谱资料时，胡惟庸又抛出了第二道难题。他指出刘琏在其父在世时曾有＂擅用府印＂之嫌，要求开展调查。这项指控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却给刘琏的爵位继承蒙上了一层阴影。

洪武七年，刘琏终于在多方周旋后继承了诚意伯爵位。但他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朝廷中有人开始传播谣言，说刘琏暗中收藏了其父留下的＂秘书＂。这些所谓的＂秘书＂据说记载了许多朝廷机密。此事很快传到了朱元璋耳中。

与此同时，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仕途却出现了转机。朱元璋突然宣召刘璟入宫，授予他閤门使的职位。这一任命引起了朝野震动。閤门使虽品级不高，但因为要经常出入宫廷，实际上是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刘璟上任后，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负责传递奏章，监察百官。这项任命显然是朱元璋在刻意培养新的政治力量。刘璟在这个位置上逐渐站稳脚跟，开始参与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

然而，刘琏的处境却每况愈下。洪武九年冬，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他的性命。他的儿子刘畾年仅十岁，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继承了诚意伯爵位。朱元璋特意下诏，重申了刘氏家族＂世袭罔替＂的特权。

刘璟在其兄长去世后，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他开始参与一些核心决策，包括对胡惟庸案的调查。在此期间，刘璟展现出了与其父相似的敏锐判断力，为查办胡惟庸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洪武十四年，胡惟庸案爆发。在大案审理过程中，刘璟提供的证据显示，当年胡惟庸不仅参与了针对刘伯温的阴谋，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刘氏家族的影响力。这些证据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还了刘氏家族一个清白。

然而，刘璟并未因此放松警惕。他谨慎地维持着自己在朝中的位置，既不争权，也不揽事。这种做法使他在朱元璋后期的军事大整肃中幸免于难。但这种相对安稳的局面，却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被彻底打破。

三、朱棣与刘璟的博弈

在朱棣就藩北平期间，刘璟曾多次以朝廷使臣的身份出访北平。建文元年春，刘璟奉命前往北平传达朝廷诏令时，曾与朱棣有过一段长达数日的密切接触。在这段时间里，两人经常就军事、政治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朱棣对刘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特别是对其父刘伯温的轶事。据北平府记载，朱棣曾在一次私下场合中询问刘璟关于其父留下的兵法著作。刘璟的回应十分谨慎，只说家中所存皆为日常文集，并未提及任何军事著作。

这次对话之后，朱棣开始频繁邀请刘璟参加府中的棋局活动。在一次对弈中，朱棣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心的问题：如何看待藩王与朝廷的关系。刘璟以棋局为喻，说明了君臣之道。这番对答被朱棣府中的幕僚详细记录了下来。

建文二年初，朱棣开始暗中筹划起兵。期间，他多次派人试图拉拢刘璟，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用。然而，刘璟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既不公开支持建文帝，也不暗中投靠朱棣。他以＂年迈体衰，不堪远行＂为由，避开了朱棣的数次邀请。

靖难之役爆发后，刘璟的处境更加复杂。建文帝多次召见他，询问关于朱棣的性格特点和军事才能。刘璟的回答始终保持着客观中立的态度，既不过分夸大朱棣的能力，也不刻意贬低。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朝廷中是极为罕见的。

战事进行期间，刘璟提出了几条关键建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分兵守城＂之策。这个建议表面上是为了加强京城防御，实际上却暗含了对朱棣军事才能的深刻理解。建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朱棣军队压境时，刘璟再次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加强城防，避免与朱棣野战。这个建议与当时主战派的意见相左。主战派认为刘璟此举是在暗中帮助朱棣，甚至有人弹劾他与燕王有私下往来。建文帝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并未对刘璟采取任何惩处措施。

靖难之役最后阶段，朱棣派人秘密传信给刘璟，希望他能够劝说建文帝投降，以避免更多伤亡。刘璟收到信后，既没有立即向建文帝报告，也没有给朱棣任何回复。他选择了一个最为微妙的立场：沉默。

当朱棣最终攻入南京城时，刘璟的这种态度看似为他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最终成为了他无法摆脱的政治困局。朱棣对这位既未选择背叛建文帝，也未选择全力效忠的老臣，始终抱有深深的戒备。

四、刘璟之死：永乐初年的政治清算

永乐元年春，朱棣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安排朝廷职务。在这次人事调整中，刘璟被调离了原本的閤门使职位，改任礼部右侍郎。这个看似平和的人事调动，实则暗含玄机。礼部右侍郎虽品级不低，但实际上远离了朝廷核心决策圈。

同年夏天，朱棣下令对建文年间的朝臣进行甄别。这次清查的重点是那些在靖难之役中态度暧昧的官员。刘璟的名字赫然在列。负责调查的都察院御史王谦，曾是朱棣在北平时的幕僚，对刘璟在建文年间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调查过程中，一份建文三年的密奏被重新提起。这份奏章中，刘璟曾建议建文帝加强京城防务，其中提到了几处北军可能的进攻路线。这些建议虽然并未得到完全采纳，但在朱棣看来，这份奏章足以证明刘璟确实站在了建文帝一边。

永乐元年冬，朱棣开始着手编修《太宗实录》。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刘璟被要求提供其父刘伯温留下的所有文献。这个要求表面上是为了完善史料，实则是在搜查可能存在的敏感文件。刘璟递交的文献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关于军事布防的记载。

永乐二年初，朱棣突然下令彻查刘璟家族的产业来源。这次调查的理由是＂核实功臣后代的财产继承情况＂。然而，调查的重点却集中在建文年间刘璟与各地官员的往来记录上。期间，有人检举刘璟曾私下收受过建文帝宗室的贵重礼物。

就在调查进行期间，刘璟的几个亲信突然被以＂结党营私＂的罪名逮捕。这些人在审讯中供出，刘璟确实保存着一些特殊的文献，这些文献涉及到朱元璋时期的一些机密事务。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朱棣的高度重视。

永乐二年夏，朱棣派锦衣卫突击搜查了刘璟的府邸。在书房的夹壁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密封的文卷。这些文卷中既有刘伯温的手迹，也有一些记载着军事部署的图纸。更令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关于朱家宗室的隐秘记载。

这次搜查的结果，成为了刘璟最后的致命一击。永乐二年八月，刘璟被以＂窝藏要害文书，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始终未承认有任何不臣之心，只说这些文献都是祖上留下的，自己从未示人。

最终，朱棣并未对刘璟进行公开审判。而是在永乐二年九月，派人送去了一封密旨和一杯毒酒。三日后，朝廷公布了刘璟＂因病薨逝＂的消息。他的死讯传出后，朝野上下都明白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清算。然而，无人敢对此置一词。

五、刘氏家族的衰落与流散

刘璟之死后，朱棣对刘氏家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永乐三年春，朝廷下令对诚意伯府进行清查。这次清查的名义是＂整理功臣家谱＂，实则是在搜寻可能存在的其他秘密文献。期间，数十箱家族文书被运往内府，其中包括刘伯温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

诚意伯刘畾虽然保住了爵位，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许多特权。永乐四年，朝廷取消了诚意伯府独立处理家族事务的权力，改由锦衣卫派员监管。这项措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功臣后代＂，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控制。

永乐五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打击了刘氏家族。刘璟的长子刘恭因＂交结异党＂被捕。经查，所谓的＂异党＂不过是一些建文年间的旧僚属。然而，这个罪名足以让刘恭被流放到云南边陲。他在前往流放地的路上染病身亡，年仅三十二岁。

这一事件引发了刘氏家族的大规模流散。刘璟的其他子女纷纷改姓或远走他乡。有的投靠了外姓亲戚，有的则隐姓埋名，在民间谋生。到永乐七年时，曾经显赫一时的刘氏宗族，在京城已经难觅其踪。

永乐十年，朱棣在编修《永乐大典》时，特意下令收录刘伯温的部分文集。然而，这些作品都经过了严格筛选，任何涉及军事和政治的内容都被删除。这种选择性的收录，实际上是对刘氏家族历史的一种改写。

诚意伯府的处境也每况愈下。永乐十二年，刘畾被剥夺了参与朝会的资格。他只能以＂体弱多病＂为由，长期闭门不出。其子刘溥虽然年幼，却已经显露出对仕途的畏惧，经常以研习医术为由推却应试。

到永乐十五年，原本居住在金陵城外的刘氏族人，已经分散到了江南各地。他们有的改行经商，有的隐居务农，有的则投身医卜之术。这些人虽然仍保留着姓氏，但已经很少提及自己的家族渊源。

永乐二十年前后，朝廷对功臣家族进行了一次普查。在这次调查中，刘氏一族的人丁已经锐减到了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而那些仍在京城的族人，大多已经改投新的门第，或者淡出了权力中心。

诚意伯府虽然在名义上延续了下来，但到宣德年间，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府中的藏书、字画多被转移到内府，只留下一些日常用度的器具。刘氏后人虽然世袭罔替，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像刘伯温那样，在朝廷中担任要职。

到了正统初年，诚意伯府的规模已经缩小到只剩下几进院落。府中的家仆也所剩无几，甚至连日常祭祀的规模都大不如前。这座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府邸，最终沦为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爵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