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指一个国家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

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例如，孔子曾说过：“不得其言，则不进其士”，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那么他就不值得被推荐给其他人。

此外，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等人物，他们通过言论自由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观念则源自于宗教自由的理念。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条款，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这是因为当时西方的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而这种限制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政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还是那句话，缺什么吆喝什么，近代西方人喊言论自由，就是因为曾经言论太不自由了。在宗教神权之下，是决不能乱讲话的。

在中国古代，反贼逆子被视为最大的罪过。而在欧洲历史上，宗教、政治和法律是一体的，因此宗教异端往往与政治异见联系在一起，或者以宗教外衣的形式出现。在近代之前的欧洲，法律源自神法，所以异端也通常被认为是违法的。

这种对异端的严苛态度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和共情为什么西方人会将宗教、言论、出版、和平集会等权利相联系。这其实是长期遭受PUA（Pick-up artist）留下的创伤后综合症的表现。

就像西方人一看中国在民族地区搞发展就喷咱们灭绝宗教和文化，一看新疆教培就骂集中营，西方人一看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就故意抹黑，因为他们历史上的缺德事太多，一看相似的就容易代入情境。，典型的自我投射。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大多是主张宗教自由的，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相信宗教自由，而是因为不自由对它们不利。只要有条件，多数教派都搞过宗教审判和迫害。欧洲路德宗迫害过加尔文宗，加尔文宗迫害过再浸礼派，英国圣公会迫害过清教，北美清教迫害过教友宗、迫害过摩门教。

那么，西方是如何迈向宗教自由这一大方向的呢？

首先，新教（从天主教的角度看，就像是“邪恶势力”一样）的逻辑演进，自然而然地引领了自由的扩散。这就像是一场教派间的“矛与盾”大战，层层嵌套，各显神通。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自由源于需求。

第一个主要需求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财富的渴望。黄仁宇先生曾言：“在宗教事务上，人性总是可以揉捏的。但一涉及到物质和财政问题，人们就会团结一致。”换句话说，阻碍发财就如同杀人父母一般不可饶恕。

当宗教成为发财的绊脚石时，资产阶级总是果断地选择拥抱宗教自由。例如，英国为了提高棉纺织业的竞争力，大量引进荷兰新教织工；牛津大学为了吸引更多学生，不得不放宽宗教门槛；北美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各殖民地纷纷放弃宗教偏见，吸引欧洲移民前来。

此外，美国的吸引力也对欧洲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了竞争，劳动力开始变得抢手，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

具体到言论自由方面，它与美国新兴城市竞争人口的关系密切。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就强调过报纸对美国的重要性。想象一下，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你竖起一块牌子，宣布成立一个新城市。

如何让刚从纽约下船的新移民知道你的存在？如何让人们相信你的城市充满了发财的机会？——“广告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报纸则是依赖广告而生存”，布尔斯廷说，“在整个西部，报纸都先于团体而出现”。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言论自由的主要载体——报纸和出版业——对美国如此重要：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是做印刷生意出身；美国宪法批准的辩论主要是在报纸上进行的；最早的党派之争也是依托于报纸展开的；1798年的《煽动法》也是围绕出版和报纸展开的一场激战。

第二个需求，源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需求。

欧洲历史上，大规模国家制度的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或许会提到罗马帝国，但其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军事联盟的松散帝国，晚期才略微涉足官僚制度。孟德斯鸠曾指出：“罗马既非王国，亦非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国民族组成的躯体的头脑。”

而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经验都来自于城邦和小国。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公民数量应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好国家应当能让所有公民聚集一堂聆听一人的演讲。

卢梭坚持好国家应由平等的熟人组成，而孟德斯鸠则强调共和国必须是小国，大国必将因内乱而灭亡。

除了神权政治时期外，小国政治通常采用某种形式的“广场政治”（如芬纳《统治史》所述），其中演讲是广场政治的主要武器，而公共意见则是其重要载体。

孔子曾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从古希腊到当今的美国，广场政治游戏比拼的便是言辞和表情的巧妙。这样一个依赖公共意见进行统治的社会，自然需要言论自由。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传统崇尚行动胜于言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因此并未特别强调言论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自由。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后，言论自由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一部分，形成了一个控制链：资本——媒体——民意——权力。在这个链条中，资本和权力是关键环节，而媒体和民意则仅仅是工具。美国人将媒体称为第四权力，它确实是一种政治权力。只要资本能够掌控媒体，就可以通过出版和新闻来控制政治权力。

然而，从这个逻辑出发进行反向推理，一旦资本失去控制，资产阶级就会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今天，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并不是说资本无法掌控媒体，而是传统媒体已经失去了作用。因此，特朗普总统骂它们是“假新闻”。其实新闻是否“假”并不重要，关键是新闻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新闻了。

从奥巴马竞选时开始，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链条中间的两环已经失效了。所以，尽管西方人今天还在谈论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所依赖的基础已经动摇。我预测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西方言论自由的衰落。具体形式可能是法西斯化的思想控制，也可能是某种新的思想控制方式的出现。

另一方面，一旦没有资本控制，社会上的言论自由就沦为言论混乱。人们慢慢就会发现，自由的言论空间，并不一定会产生共识、宽容和多元共存。相反，观念的分流、极化、互不相容、信息茧房会变成常态。五百年前的宗教专制，转了一圈又要以新形式复活，这是轮回还是报应呢？

这个危机在中国同样存在。清华刘女神这样的公知们爱说：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真相是，从来没有纯粹的自由和不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多少自由、自由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以及自由的后果，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

公知们爱用“观念市场”这个词，既然是个市场，当然就要自由交换。问题是，市场会失灵，失败就需要干预。观念的市场失灵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