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6日一大早，香港尖沙咀漆咸道29~31号温莎大厦装修工阿成早早地就独自一人来到大厦开工了，因为这家新业主要赶在7月7日这天搬进去，为此他们还特意多给了装修队10%的酬劳，而团队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阿成当然得第一个来“报道”。
早上8点，几个工友也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一行人在左侧的单元间忙碌了两个小时后工头转身对他说道：“阿成，你去隔壁间先打扫一下，把里面的杂物都搬到走廊上，下午过去打墙底。”阿成连忙说“好、好、好”并扭头离开单元间走进了右侧的一间屋内。
这间屋子其实并没有上锁，但里面放满了废弃建筑材料，甚至不少人还跑进来解手、丢弃垃圾搞得整个房间臭气熏天，因此就算是在这里工作的建筑工们也不轻易进入。阿成屏着气一次次地来回穿梭于走廊和单元间，不一会原本空旷的廊道上就堆满了各色塑料桶、建筑包装袋以及饭盒、水泥块等杂物，可当他第N次返回屋内绕过角落一堆半米高的木板后赫然发现地板上竟然躺着一具全身赤裸、死状恐怖的女尸！他吓得大叫一声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单元间，随后又疯了般地往一楼冲去，不一会，附近的人就都知道了大厦“藏尸”一事。
十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呼啸着疾驰而来，探员们一下车守在大厦门口的阿成便迎上去说：“尸体就在右侧阁楼夹板上，我带你们过去。”
女尸年龄20岁左右，身高158cm，赤裸着仰卧在一块白色复合板上，她的嘴里塞着一块蓝色布料，双脚也被一根蓝色布条捆绑，右手用毛巾反绑在身后，左手则平放在右边的腹部伤口上，胸口以及腹部有多处密密麻麻的伤痕，像是被人“凌迟”般看了头皮发麻，而最令人感到发指的是她的下体处被插有一根木棍，鲜血已经将身下的木板染成了暗红色…
6月6日中午11时，案件被转交给重案组，法医王阳坤随警员一同来到现场勘查取证并对尸体进行详细解剖：
受害人身旁整齐地放着一件白色文胸、一条黑色内裤；
距离尸体2.4英尺的地方发现一条蓝色女士西裤，判断塞进受害人口中以及用来捆绑其双脚的蓝色布料就是西裤上撕扯下来的；
现场一堆装修用的沙石上找到一个咖啡色手提包，内装一张印有「真善美」制衣厂的工卡，一个玉坠，一对戒指，两张共计两万元的银行存折，一叠现金；
手提袋旁靠近尸体的位置放有一把雨伞、一个饭盒；
根据尸检判断死者胸口、腹部的伤痕均为类似手术刀之类的锋利工具造成，并且是死后才形成的，但下体的木棍应该是生前插入，受害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以至于大小便失禁；
死者颈部有勒痕但死因为左胸部被利器刺穿伤及肺部（说明应该是有两把不同的凶刀，一把用来刺死受害人，一把用来切割），死亡时间为6月5日晚上9点~11点之间；
现场以及受害人身上未检测出男性精液，也未找到其他有价值的嫌疑人线索。
很明显死者有可能就是「真善美」制衣厂的女员工，而破案的关键首先就是找到尸源，于是重案组探员立即决定动身前往制衣厂调查，但就在他们抵达制衣厂不久，一位中年男子便神色慌张地走进了尖沙咀警署报案：
“阿Sir，我叫黄权策，两个月前和老婆谭婉娴刚结婚，她在真善美制衣厂做女工，经常都要上夜班，但一般11点过后就会回家。可昨天晚上她一整晚都没有回来，我今早醒来发现情况后便打电话到厂里询问，对方告诉我说昨晚她们厂隔壁的美联制衣间发生大火导致工厂停电，所有人都跑到街上等待供电恢复，但通电后领班清点人数时就发现我老婆不见了，只不过他们以为我老婆先回家了因此也没太在意。可她没有回家啊？我怀疑阿娴出事了所以来报个案！”
接线员照例记录下黄权策的报案资料后便安慰他：“您先回家等候消息吧，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
黄权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见接线员撂下这句话后便转身走了出去所以也不好再多说啥，于是闷闷不乐地朝着位于尖沙咀赫德道19号的家中走去。而就在他准备开门进屋时两名身穿警服的探员拦住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对，我叫黄权策，我妻子叫谭…谭婉娴，你…你们怎么动作那么快？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我们是重案组的，今天早上在温莎大厦发现一具女尸怀疑是你的妻子谭婉娴，刚才去你妻子工作的制衣厂了解情况后打你们家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所以特意过来看看，希望你跟我们去验尸房走一趟。”
听到这话，黄权策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好不容易稳定下情绪后他才跟着上了警车，而在验尸房看到女尸的那一刻他便认出了这就是失踪一整天的新婚妻子谭婉娴，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放声痛哭了起来…警员努力安抚着黄权策，数十分钟后他才开口说道：
“我今年37岁，我老婆今年只有25岁，几年前我在莊士莊道开了一间发型屋，专门替女士服务，生意还算不错。去年9月，经亲戚的介绍认识了阿娴，之后我们俩便开始了拍拖。但没多久我就收到很多恐吓电话要我离开阿娴，她向我坦白说之前自己交了好几个男友，可那些人都没有经济基础，而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家中还有三个弟弟需要帮着抚养，因此希望找一个有经济基础的人结婚，就相中了我，也从此与前男友们断绝了关系，可能这些人一直都对她念念不忘，这才打电话来威胁我。而为免节外生枝，两个月前的4月1日我们就领取了结婚证，没想到她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结婚后你还有接到过威胁电话吗？都是同一个人打来的？”探员追问道。
“有，还是经常接到，但不是同一个人，我问阿娴他们究竟是谁可阿娴始终不愿意说出对方的名字，而且还表现得很不高兴，所以我也就不好多问了。”
通过黄权策的讲述，重案组探员认为那几个打恐吓电话的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谭婉娴的财物并未丢失，而且也没有遭到性侵，不是财杀不是奸杀，那只能是仇杀了，事实上一开始警方也是朝着仇杀的方向展开调查的，可眼看从黄权策这里得不到太多的有价值线索，于是他们急忙动身前往谭婉娴父母家中寻求答案。
看到警方找上门，谭婉娴父亲谭瑞老泪纵横地感叹道：“哎，我女儿确实都是为了这个家，没想到竟然死得那么惨。很早之前阿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男友吴某，并且对方家庭条件也不错，可后来那人移民去了美国，也娶了另一位女子，两人便断绝了来往，之后为了找一个家庭殷实的可靠男人，阿娴交往过各种各样的男友，包括厂里的工友、写信到妇女杂志社交的笔友以及亲戚介绍的都有，只是这些人的条件都比较差，所以她一直没有考虑结婚…”
“去年9月份，阿娴经人介绍认识了阿权，他的经济条件好，人也老实，所以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可刚决定下来不久，我们家就收到各种威胁电话，都是她之前的那些男友打来的…”一旁的谭婉娴母亲也接起了话茬。
“对，不仅仅是结婚前，结婚后我们还是接到过，其中有一个姓唐的，摸上门来又哭又闹还扬言要上吊，没办法我们只能把阿娴叫回来跟他谈清楚，阿娴回来后带他出门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之后就没再见到那人了。”
“那你们知道这个唐某的联系方式吗？”探员追问。
“不知道，我家阿娴并不是滥交，她只是想要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在没有决定要嫁给对方之前我们都不过问联系方式的。阿Sir，你们一定要帮我女儿讨个公道。”谭婉娴母亲声泪俱下地拜托着探员。
看来黄权策并没有说谎，而且警方越来越觉得凶手应该就是求爱不成恼羞成怒才杀人泄愤的，尤其是那位姓唐的男子，因此离开谭家后重案组警员便立即返回谭婉娴与黄权策位于赫德道19号的家中找到谭婉娴的电话簿，并一一约谈了上面所有唐姓联系人，最终确定其中一个叫做唐林的男子就是当初到谭家闹事之人。
然而面对警方的询问，唐林却显得极为震惊：“什么？阿娴死了？我之前确实猛烈地追求过她，可她执意要嫁给那位理发师我也就死心了，之后交往过了一个新女友更是早已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想想当初自己也确实非常傻，因为阿娴其实很多缺点，用情不专又贪慕虚荣，以为我是打金场场主才接近我的，知道我只是一个工人后就狠心与我断绝了联系，这种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我爱。”
从唐林的语气中探员明显感觉到他并非真的把谭婉娴忘了，甚至还带着一股恨意，这就让他们更加怀疑唐林的嫌疑了，于是探员又问道：“6月5日那天你去哪里了？尤其是晚上7点到12点之间。”
“那天是星期几我看看…哦，是星期四啊？我和老板去澳门推销生意了，第二天晚上才回来。”唐林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之后探员又问了一些问题他也都对答如流，眼看没有什么太大的破绽，他们便回了重案组，随即又对6月5日一整天唐林的行程进行了仔细的核对，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重大嫌疑人”6月5日那天的的确确去了澳门，上午11点40分出境，第二天也就是6月6日晚上10点33分才返回，而且为谨慎起见，重案组还特别派人前往澳门进行实地核查，确认无疑…
这就很奇怪了，谭婉娴应该是被人仇杀的，死后还用利器在其胸口划了数十刀泄愤，可见凶手有多仇视她，而除了那些追求者以外谭婉娴也没有什么仇人，为人还算比较随和，难道是另外几个追求者干的？不得已，警方又对曾经追求过谭婉娴的几位男士进行了更加彻底的调查，然而几个月过去后依然没有什么线索，那些追求者在案发当时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并且就在3个月后的9月2日，距离温莎大厦6公里外的美孚新邨第二期又发生了一起情况及其相似的恐怖虐杀案…
1975年9月2日晚7点，在青山海水淡化厂工作的33岁日籍工程师稻留像往常一样驾车朝着位于美孚新邨二期三十四栋B座的家中赶路，因为刚出生10个月的女儿还非常需要人照顾，妻子桂子一个人在家总是忙不过来。
8点30分左右，他抵达6楼的自家单元门口，但奇怪的是平常这个时候妻子都会打开里面的一道木门只关上外面的铁门，可今天怎么两层门都紧闭着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难道桂子带着女儿出门了吗？但就在此时，稻留突然听见屋内传出女儿的啼哭声，这就让他更为恼火了，该不会是桂子把女儿放家里自己出去了吧？那么小的孩子她怎么放得下心？
愤怒的稻留立即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屋内一片漆黑，女儿的哭声从主卧传来，他将手中的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后便径直走了进去，可刚打开卧室电灯，眼前的一幕却吓得稻留魂飞魄散：脚下是一大滩还未干涸的血迹，顺着血迹往里看去，26岁的妻子桂子正赤裸着下身呈“大”字形仰卧在床上，下体也被人残忍捅刺死状极其恐怖…
缓过神来后稻留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8点54分，深水埗警署的干警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根据警方勘查：
桂子上身披着一件淡黄色T恤，掀开后发现其胸口、腹部被人划满了伤痕，左胸口处共21刀，右胸口共18刀，相信是类似手术刀的锋利工具所造成的伤口；
死者脖子处被缠绕着一条绿色丝巾，颈部有勒痕，初步判断死因为勒死，死亡时间为9月2日下午3点；
下体有30多处伤痕，大部分为刀伤，也有钝器伤，但无法判断究竟是什么物体造成；
尸体旁边整齐地叠放着桂子的内衣裤，但外衣和外裤却始终没有找到，猜测应该是凶手用来包裹作案工具后带走了；
主卧的门口留有一串家门钥匙，门外一张地毯上放着两枚硬币，客厅的地板上还放有两个原本在主卧的枕头；
死者身上未检测出男性精液，并且以上刀伤均为死后造成（钝器伤无法判断是否生前造成）；
现场门窗完好，未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但稻留清点过后发现家中丢失了两块价值3000元的手表以及一对戒指。
3个月不到的时间，附近接连发生两起残忍的虐杀妇女案，但港警认为这应该是两起独立事件，因为他们认为桂子遇害是熟人所为，尤其是熟悉的日本人所为。
原来1970年初，21岁的桂子与稻留在日本完婚，婚后她一直留在日本而丈夫稻留则于1972年便先来到香港工作。1974年，怀上两人的女儿后稻留决定将妻子一起接到香港方便孩子出生后有个照顾，而且就选择住在美孚新邨是因为这里居住着大量日本人。所以桂子这一年多根本就不学粤语，英语也说得不太利索，全都是用日语交流，案发现场没有被人强行进入的痕迹，如果凶手不是日本人或者说不会日语，桂子怎么可能跟对方交流、怎么可能让对方进屋呢？
果然，第二天三十四栋C座的一位佣人就告诉警方说9月2日中午2时，自己在窗户边听到案发单元间传出大声的争吵，自己也不懂日语听不出究竟是讲的什么话，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粤语或者英语。顺着这条线索，警方决定对美孚新邨二期的所有日本籍住户展开调查，很快他们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A君。
对方来自东京在香港某家百货公司任职，与妻子就住在美孚新邨某个单元楼中，由于都是日本老乡，所以夫妻俩与桂子来往密切。但这个人有“特殊癖好”，其妻子也是个变态的女人，两人经常找小姐上门“玩游戏”…最重要的是案发期间他的妻子因为有事独自一人回了东京，会不会是寂寞难耐的A君上门骚扰桂子被拒绝后发生了口角进而杀人泄愤呢？看作案手法凶手不正是个变态狂么？
于是警方立即对A某申请了逮捕令，并搜查了他的住所，他们在夫妻俩的屋内搜到大量不堪入目的色情录影带，并且还就是他们自己拍摄的，可无论如何都没有找到任何与桂子被杀案件有关的证据，A君更是大喊冤枉，最后日本驻香港领事还要求放人。
之后警方根据稻留的描述绘制出丢失的两块手表款式，希望见到这两块手表的人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但发布后他们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两块手表也和凶手一样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A君可能真的不是凶手，因为事后根据他们所住那栋楼的住户反映，案发的时间段是有听到A君家里传出电视声音的，并且应该有「换台」这个操作，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就在屋内，但那个时候科技又不发达，无法远程遥控，哪怕你说伪造不在场证明，又如何换台呢？而慢慢的更多人相信这件案子或许和三个月前的谭婉娴案属于同一个凶手所为，因为她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点：
首先，警方第一天就排除了桂子案凶手的目的是劫财，他们发现屋内还有很多非常容易找到的贵重物品没有丢失，拿走手表和戒指只是想要制造财杀的假象。谭婉娴案的凶手也没有拿走值钱的东西，当时各大报刊都纷纷刊文说凶手是变态杀人（那个时候还没挖掘出她的情史），所以这个凶手会不会是看到这些报道后长了个“心眼”可惜又做得不够“完美”呢？
第二，虽然两名死者的死因不尽相同，但她们颈部却都有勒痕，谭婉娴案法医推测也是【凶手将其勒晕后以为对方已经死亡便开始对其进行残忍虐待，可最后发现谭婉娴还活着，于是才补了胸口那一刀】，换句话说凶手一开始的杀人手法都是勒毙，但因为“失误”才最终造成两人死因不一致；
第三，两名死者的尸体旁边都整体叠放着各自的内衣裤，而且上面都未沾有血迹，凶手像是进行某种“仪式”般在离开之前才将这些物品叠放在她们身旁；
第四，两名死者胸口的刀伤样式、数目都比较一致，并且都是最后造成的（都比下体的伤更迟点），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桂子身上的刀伤更加“艺术化”了点…
第五，虽然桂子的下体没有被插上木棍，但前面说了法医认为除了刀伤以外也有钝器伤，只不过无法确定是什么物品造成。另根据勘查发现谭婉娴身上的木棍应该就是大楼内的，而桂子家里没有木棍，所以凶手会不会是找了另外一个类似于木棍的随机物作案，可后来发现这件物品太容易识别于是又一并带走了？
第六，凶手如此变态虐待死者，但却都没有性侵，会不会是有什么身体缺陷？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人所为的话，那桂子案的嫌疑人A恐怕真不是凶手；
第七，还都是25岁左右的已婚少妇…
当然，也有人认为两件案子是两个不同的凶手，因为实际上桂子案还有一个嫌疑人，就是美孚新邨楼下某个洗衣店的46岁员工岳某，此人由于经常会将洗完的衣服送到附近的客户家中，所以也算是桂子在香港为数不多的非日本籍熟人，案发当天，有人看到他进入桂子所在的B座6楼，而案发后他竟消失了，警方追踪了他不久可能始终没有结果因此也就没了下文。
相距6公里、三个月之内，还有那么多共同点，我反正是认为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虽然桂子不会粤语，但大白天有人假装维修什么上门应该没理由不给进吧？而谭婉娴很明显是在路边等电时被人诱骗离开后杀害的（她们厂距离大厦不到100米），那些变态杀人犯这两种方式都熟门熟路，可能真的就是变态狂随即杀人事件吧？
山水清音如果有你
变态的犯罪分子。
苍龙 回复 01-14 14:33
日本731部队少年班余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