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主席，你一定要救我啊！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1949年的一个深秋，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办公室内，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哀求着。这个人，正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游击队司令曾开福。昔日的革命战友，如今却成了跪地求饶的阶下囚。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34年的湘赣边区，松针铺满了山间小路，两个年轻人正肩并肩走在通往根据地的山路上。走在前面的是谭余保，后面跟着他的老部下曾开福。

＂老曾，这次洲湖战役打得漂亮！＂谭余保转过身，拍了拍曾开福的肩膀。曾开福憨厚地笑了笑：＂都是主席指挥得当。＂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如此亲密的对话。彼时的谭余保还不知道，这位并肩作战的战友，将在几个月后做出怎样令人震惊的选择。

谭余保和曾开福都出生在茶陵县的贫苦农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先后加入了当地的赤卫队，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一次剿匪行动中，曾开福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带领十几个战士成功伏击了一支百人规模的土匪队伍。这一战，让谭余保对这个年轻的战友刮目相看。

＂小曾，你这仗打得漂亮！＂谭余保当场提拔曾开福为排长。从那以后，曾开福得到组织的重用，很快就成为了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1932年春天，国民党对湘赣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一次关键战役中，曾开福临危受命，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七都山附近设伏，成功阻击了敌军一个团的进攻，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次战斗之后，谭余保在前委会议上极力推荐曾开福，使其被任命为游击司令部的副司令员。两人配合默契，在湘赣边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斗奇迹。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悄然发生。1934年初，游击队在安福县遭遇敌军围剿。面对优势兵力，曾开福主张分散游击，而谭余保则坚持集中兵力打援。

＂老谭，现在敌人兵力是我们的十倍，硬拼只会全军覆没！＂曾开福在作战会议上据理力争。

谭余保却坚持己见：＂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在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

这次分歧让两人的关系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最终，谭余保的主张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游击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一举击溃了敌军的主力部队。

这次战术分歧之后，曾开福开始逐渐疏远谭余保。他带领部队在安福县一带活动时，经常不向司令部汇报行动计划。有时连续半个月都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老曾最近有些不对劲。＂谭余保向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道。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战功赫赫的游击队司令，会在几个月后做出令人震惊的选择。

那年夏天，一个叫凌燕的女教师来到了安福县，从此，革命战友之间的命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935年的安福县，凤子岗小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女教师。这位名叫凌燕的女子，一身素雅的旗袍，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书香气。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理想。＂这是凌燕在第一堂课上说的开场白。台下的学生们听得入神，就连站在教室外的几个游击队战士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凌燕来到安福县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曾开福的耳中。那时的曾开福，正带领部队在七都山一带开展游击战。＂听说这位女教师不但长得漂亮，还经常给乡亲们讲革命道理。＂警卫员向曾开福汇报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开福在巡查据点时路过凤子岗小学。透过教室的窗户，他看到凌燕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国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

就在凌燕在安福县站稳脚跟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处的一份密电发往了南昌：＂代号＇燕子＇已成功打入目标区域，请随时准备下一步行动。＂

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几个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团丁闯入凤子岗小学。他们粗暴地将凌燕从教室里拖了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她拳打脚踢。＂共产党的走狗，今天就要你的命！＂团丁们高声叫嚷。

消息传到曾开福的据点时，天已经快黑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曾开福当即下令，让一个小队的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在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

当晚，保安团押解凌燕的队伍刚走到半路，游击队就发起了突袭。在混战中，凌燕＂不慎＂被流弹击中，昏迷不醒。曾开福亲自将她背到了七都山的临时医疗点。

＂司令员，要不要把她送到后方去？＂有战士提出建议。

＂不用，就在这里养伤。＂曾开福斩钉截铁地说。从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凌燕好几次。

凌燕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革命同志的救命之恩。＂她的声音虚弱中带着一丝媚态，这声＂同志＂叫得曾开福心头一荡。

在养伤期间，凌燕经常向曾开福讲述她在东北的悲惨遭遇：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糟蹋，不得不逃到南方；为了反抗家族的包办婚姻，只身一人在外漂泊。每当这时，她总是泪眼婆娑，柔弱无助的样子。

渐渐地，凌燕成了曾开福据点里的常客。她不但帮着照看伤员，还给战士们上识字课。白天，她是一名革命教师；晚上，她则经常和曾开福谈天说地，聊革命理想，谈人生追求。

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凌燕独自来到曾开福的住处。＂司令员，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她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正准备对七都山发动大规模进攻。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曾开福追问。

＂我...我其实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凌燕＂痛心疾首＂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为革命事业效力。

就这样，一场精心设计的情感陷阱，在革命战士和特务之间上演了。而这个陷阱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935年的初夏，一位身着军装的女子来到了武功山游击队的驻地。她就是开国女将军李贞，此行的目的是来探望她的胞妹——曾开福的妻子李香君。

＂姐，你怎么来了？＂李香君惊喜地迎了上去。两姐妹相见，李贞却面带愁容：＂香君，组织上决定调你去白区工作。＂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李香君临行前叮嘱曾开福：＂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李香君调离后不久，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了江西省警署特训班。此人名叫戴春峰，是军统局派来的特务教官。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此次行动代号＇春燕＇，目标是瓦解湘赣边区游击队。＂

在特训班里，戴春峰亲自挑选了凌燕担任这次任务的主要执行人。＂记住，你不是一般的特务，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戴春峰对凌燕如此说道。为了让凌燕更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军统局甚至安排她在南昌的地下党组织里潜伏了三个月。

就在凌燕执行任务期间，谭余保曾三次派人试图营救曾开福。第一次是在凌燕暴露特务身份的当晚，谭余保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准备将曾开福劫持回来。然而，当战士们赶到七都山时，曾开福和凌燕已经不见踪影。

第二次营救发生在一个月后。谭余保得到情报，说曾开福将在安福县城与国民党军官会面。他立即派出了游击队最精锐的侦察兵，准备在会面地点实施突袭。可惜，这次情报是假的，前去营救的战士们扑了个空。

最后一次营救行动发生在1935年9月的一个雨夜。谭余保派出的战士在棋盘山附近发现了曾开福的行踪。当时的曾开福已经完全沦为了国民党的傀儡，身边有一个排的保安团士兵保护。

＂必须把老曾救回来！＂谭余保坚持道。他亲自制定了营救计划，让一个连的游击队员分三路包抄。没想到，这次营救行动竟然是一个圈套。保安团早有准备，在棋盘山设下了埋伏。激战中，游击队牺牲了五名战士，最终还是没能把曾开福带回来。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情报较量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凌燕的背后不只有军统局，还有一个更大的黑手——日本特务机关。一份绝密电报显示，日本驻南昌特务机关曾经派人接触过凌燕，希望她能为日方提供情报。

＂此女极具价值，可重点利用。＂日本特务机关的报告如此评价凌燕。然而，凌燕究竟有没有答应日方的要求，至今仍是一个谜。

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七都山上一片寂静。曾开福抱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跟随凌燕悄悄离开了游击队驻地。他们沿着一条偏僻的山路，摸黑走向安福县城。

当天夜里，国民党安福县城的一间小院里灯火通明。县长曹厢征和保安团团长正在此等候。凌燕领着曾开福走进院子，将一份份机密文件摆在桌上。

＂这是游击队的暗号和联络站名册。＂曾开福指着其中一份文件说道，＂这是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他一份接一份地讲解着。

国民党获得这些情报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第一个遭殃的是七都山的交通联络站。11月初的一天凌晨，一个排的保安团士兵突然包围了这个联络点，打死了两名交通员，缴获了大量文件。

紧接着，安福县城附近的几个地下党联络点也相继暴露。保安团根据曾开福提供的情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破获了三个秘密联络点，十多名地下党员被捕。

＂现在游击队主力应该在棋盘山一带。＂曾开福向国民党提供了这个重要情报。敌人随即调集了三个团的兵力，准备对棋盘山发动突袭。

然而，谭余保早有准备。在曾开福叛变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更换了所有的联络暗号，并且将主要机关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地点。当敌人的大军赶到棋盘山时，扑了个空。

＂情报有误！＂国民党军官愤怒地质问曾开福。但此时的曾开福已经说不出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了。随着时间推移，他知道的那些情报逐渐失去了价值。

凌燕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你知道的情报都已经没用了。＂有一天，她对曾开福这样说。不久之后，凌燕以执行新任务为由离开了安福县，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失去了凌燕的曾开福，在国民党那里的地位也每况愈下。起初，敌人还让他参加作战会议，后来连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

1936年初，国民党对湘赣边区发动了最后一次＂围剿＂。这一次，他们没有采纳曾开福的任何建议。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游击队司令，就这样沦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

就在这时，一个令曾开福始料未及的消息传来：他的妻子李香君在白区工作时被敌人发现，壮烈牺牲。当李贞得知妹妹的死讯后，立即派人传话给曾开福：＂你不配做我们李家的女婿！＂

从此，曾开福更加消沉。他开始整日酗酒，经常一个人坐在安福县城的小酒馆里喝得烂醉。酒醉之后，他会喃喃自语：＂我对不起香君...对不起革命...对不起所有人...＂

国共合作开始后，曾开福在安福县城已经待不下去了。他躲进了湖南的深山老林，像只丧家之犬一样东躲西藏。但是，那些因他叛变而牺牲的革命战士，那些被破获的地下党联络点，以及他亲手毁掉的革命事业，都成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1949年深秋，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出现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大院。这个人就是曾经的游击队司令曾开福。十多年的逃亡生活，让他早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两鬓斑白，面容枯槁。

＂老首长在哪个办公室？＂他向门卫打听谭余保的下落。门卫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形容枯槁的访客，指了指二楼的一间办公室。

那天早上，谭余保正在处理文件。＂报告，有人求见。＂警卫员推开门说道。

＂谁？＂

＂说是您以前的老部下，叫曾开福。＂

办公室里一阵沉默。片刻后，传来谭余保平静的声音：＂让他进来。＂

当曾开福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谭余保没有抬头。直到曾开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才缓缓抬起头来。

＂谭主席...＂曾开福颤抖着开口，＂我知道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看在我们一起作战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我啊！＂

谭余保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叶正在飘落，就像当年在七都山看到的场景一样。

＂你还记得1935年的那个秋天吗？＂谭余保突然开口，＂因为你的叛变，多少革命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香君同志，你的结发妻子，也因为你的背叛而牺牲！＂

曾开福伏在地上，浑身颤抖：＂我当时是被凌燕蒙蔽了啊！我...＂

＂够了！＂谭余保打断了他的话，＂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来人，把他押到公安局去！＂

几个警卫员冲进来，将曾开福架了出去。在被带走的过程中，他还在不停地喊着：＂谭主席，看在我们曾经出生入死的交情上...＂

1950年初，曾开福在长沙受审。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他向国民党提供的情报文件、因叛变而牺牲的革命同志名单，以及当年凌燕给军统局的密电记录。

＂被告人曾开福，你可知罪？＂审判长问道。

＂知罪。＂曾开福低着头说，＂我愿意接受人民的审判。＂

法庭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起来作证。他是当年七都山交通站的幸存者：＂因为曾开福的出卖，我们交通站的两位同志惨遭杀害。他们临死前还在喊着＇革命万岁＇！＂

最终，法庭根据曾开福的罪行和悔罪表现，做出了判决。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曾开福瘫坐在被告席上。

而在省政府办公室里，谭余保正在翻看一份文件。这是一份关于1935年湘赣边区地下党员牺牲名单，上面赫然记载着李香君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