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引发全球关注。

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大陆、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台湾和澳门地区的54位学者就下列问题各抒己见：特朗普为什么会大胜？特朗普二进宫会对美国政治外交以及世界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如何变化？全球各地对特朗普2.0时代又将如何反应？

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4年11月11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潘 维 澳门大学

冯玉军 北京大学

邢予青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韩荣斌 美国佐治亚大学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张楚楚 复旦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邵育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门 镜 华东师范大学

赵光锐 南京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潘妮妮 华东师范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宗华伟 南京大学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李聆群 南京大学

周阳山 台北中流文教基金会

蒲婧新 南京财经大学

林宏宇 华侨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學

戴二彪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

谭青山 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刘卫东 中国社科院

尹继武 人民大学

王 栋 北京大学

王海良 上海东亚研究所

金君达 社科院世经政所

黄海涛 南开大学

翁履中 美国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

由 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

杨 健 新西兰华商俱乐部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

梁 微 美国明德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刘 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庚 欣 深圳广电集团

王亦诚 华盛顿与李大学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谢 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李海默 复旦大学

张勇进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周文星 南京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成汉平 南京大学

黄载皓 韩国外国语大学

包承柯 上海东亚研究所

郝雨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林晓光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张登及 台湾大学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54学者评【特朗普2.0】第31篇

“美国优先”2.0：以有限收缩换取秩序秩构？

特朗普“二进宫”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与认为双方选情胶着，胜负恐在毫厘之间的诸多预测不同，特朗普不但从计票开始就保持优势，最终赢得312张选举人团票，还拿下了所有摇摆州，并在普选票上胜出哈里斯370万票，取得了近20年来共和党最佳大选成绩。美国政治地图全面“翻红”超出多数观察者的预期。选后不到一周，对于特朗普为何获胜的讨论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其基本分析思路可概括为特朗普“做对了什么”——从将民主党形象“极端化”到成功激励低选举意愿选民投票，以及哈里斯“做错了什么”——从受拜登“拖累”到始终没有提出具备辨识度和独立性的政策纲领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选结果显示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自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众在投票时分别支持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均有所上升，而中间派尽管总体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人数与四年前相比正在减少。哈里斯阵营希望通过推动堕胎议题获得女性选民支持，但CNN进行的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策略并未获得成功——约一半认为堕胎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的选民投票支持了特朗普。自2016年开始拉美裔男性选民转向支持特朗普，两相结合可以认为，关于美国“身份政治”作用的判断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急速变化的现实。还应注意的是，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因为支持特朗普而非反对哈里斯而投票，这表明特朗普在支持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很高，更为其入主白宫后推进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尽管对特朗普胜选有所预判，但国际舆论普遍表现出的忧虑和不安以严重程度而论远超其2016年首次当选时公众表现出的吃惊与错愕。显然，经历过特朗普第一任期，无论“盟友”还是“对手”，都对特朗普乖张率性、“不按常理出牌”的执政风格，以及在推进“美国优先”相关政策时的偏执和强硬记忆深刻。“美国优先”2.0将以何种样貌呈现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如何评估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在国内学界出现了喜忧各半、喜忧参半的复杂形态。

当前可以形成的初步判断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个人专断色彩将更为明显。就领导人心理而言，从2021年下台后官司缠身，到今年被曼哈顿一家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再到竞选过程中遭遇两次暗杀（其中一次还导致右耳受伤），特朗普最终以78岁高龄赢得压倒性胜利，这极具戏剧性和冒险色彩的经历为其政治生涯平添了某种“英雄光环”，在心理层面上“天赋命运”式的积极暗示正加速膨胀。正如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多次提到的：是上帝让我扭头（躲过了子弹）。这将促使特朗普原本强势且偏执的执政风格呈现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各类特征——决策独断并忽视专业意见、冒险行动增加、敌视反对意见和批评、过高的自我评价等等。鉴于特朗普在组织第二任期行政团队时将“忠诚”置于优先地位，公开拒绝蓬佩奥和黑利等存在“信任污点”的人士入局，导致其与下属的关系更接近于主仆而非同事，幕僚和官僚体系对特朗普决策的影响和制约力度将被严重削弱。

另一个需要审慎判断的问题是，“美国优先”与“孤立主义”有多大程度的交集？事实上，不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言行抑或“美国优先”支持者的论述都可以发现，“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对内提升经济表现和军事能力，对外则构建有效同盟和避免无休止战争，其核心在于“富国强兵”和排除国际承诺的被动牵连。如福山所言，特朗普的胜利是对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和实质为“身份政治”的“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的胜利，但并不是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否定。由此可见，“美国优先”更多体现为经济层面极强的重商主义倾向，包括关注贸易平衡、倾向使用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工具、偏好双边谈判而非多边机制，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等，其根本目的在于扭转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能力衰退问题。然而在战略安全和外交领域，美国安全依赖于全球秩序稳定的基本判断并未发生改变。为了应对所谓“秩序挑战者”，“美国优先”要求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并建立美国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同盟体系。这无疑同“孤立主义”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对于“美国优先”的经济版本，美国经济学界大多一片哀嚎，但对于其安全和外交版本，焦虑则更多来自美国的盟友们。因为至少在未来四年，他们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更大的战略安全合作压力，而这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才能实现的。在战略收缩的表象下，重构对美国更有利也更经济的国际秩序可能才是“美国优先”2.0的核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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