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于国际关系之舞台，国家间的互动恰似走钢丝，满是微妙的平衡和激烈的博弈，稍有不慎，便会失衡。

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中泰两国如何破冰前行，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期间发生的质子一事不由得让许多人侧目。

01

历史上的中泰关系

历史上看，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包括如今的东南亚国家，实行羁縻政策。

这种政策并非简单的征服与统治，而是一种以册封、朝贡为主要形式的间接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周边诸国名义上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此获取政治认可和经济利益，同时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内政自主之权。

史料记载，早在秦朝，中央政府就通过修筑五尺道等措施，加强了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并将部分地区纳入版图。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夜郎国对抗南越，汉朝给予夜郎王相当的礼遇，并允许其子担任地方官职。

这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小国的互动也并非完全的单向支配，而是包含了合作与妥协的成分。

只是这种看似和平的共处关系，也时常伴随着摩擦与冲突。当西南夷地区试图隐瞒与印度的贸易路线时，汉武帝的愤怒可想而知。

滇王和夜郎王“汉孰与我大”的疑问，并非真正的无知，而是一种试探底线的策略，以确定中原王朝的容忍度。这种试探，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上演，成为东南亚小国与中国互动的一种常见模式。

时光流转，西南夷地区渐入中华文明圈。而东南亚诸国形成独立的政治文化体系。这种历史脉络，至今仍深刻作用于双方的交流互动。

在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依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并以此获得经济利益。

虽然朝廷对朝贡的频率和规模做了规定，但东南亚各国依然热情高涨，甚至出现一年三贡、使团规模远超规定人数的情况。

这充分表明中国广阔的市场对东南亚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亦是双方紧密关系的关键纽带，进一步印证了彼此相互依存的态势。

人质外交，作为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策略，在中泰两国关系的过往历程中也曾有所显露。这种通过互派皇室成员或重要官员作为人质，以维系邦交稳定的做法，在古代并不罕见。

02

质子外交

而在20世纪中期，这种古老的外交方式，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再次出现在中泰两国之间。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树立了新的旗帜。

泰国旺亲王对此原则予以赞同，且心怀推动中泰邦交正常化之意愿。

二战后，美国强势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其影响力无所不及，遍布全球各个角落。

许多小国，包括泰国，都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成为其在冷战中的棋子。对于泰国而言，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地理上泰国与中国毗邻，两国人民的交往历史悠久，可在政治上泰国又不得不顾及美国的立场，对中国保持警惕。

万隆会议的召开，为泰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的机会。周恩来总理于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加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使泰国得以窥见与中国构建友好关系的契机。

1955年底，泰国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驻缅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双方就建交事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达成了不少共识。

然而美国很快就察觉到了泰国的举动，并开始从中作梗。面对美国的压力，泰国方面并没有放弃与中国建交的努力，而是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

时任泰国国家首席顾问的乃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效仿古代的“人质外交”，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中国，以表达泰国的诚意。

乃汕的提议并非一时兴起，他深知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了解古代中国对“人质外交”的重视。

在他看来，这种方式或许能够打动中国领导人，从而为中泰建交扫清障碍。最终，乃汕的儿子常怀和女儿常媛被送往中国。

不过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人质外交早已是过去式。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新中国奉行的是平等互惠的外交原则，不会接受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做法。

虽然周总理对乃汕的提议表示了理解，但并没有将其作为建交的必要条件。

常怀和常媛来到中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第一中学学习，并得到了特殊的照顾。

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来中国留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更像是外国贵宾。这体现了周总理对中泰关系的重视，以及对泰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但中泰建交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泰国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美国的持续干预，使得建交进程几度中断。

乃汕本人也因为政治原因遭到逮捕入狱，他的子女在中国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常怀、常媛兄妹二人，就这样成为了连接中泰两国关系的特殊纽带。

03

中国生活

背井离乡，语言梗阻，文化相异，这一切皆为他们带来诸多挑战。兄妹俩时而也会念家，并写信吐露归家之愿。怎奈彼时中泰两国尚无正式邮政通联，这些信件终究未能送达。

他们仿若被时代洪流席卷的两枚飘叶，居无定所，随风沉浮，身不由己，难以自主地漂泊在未知的旅途之中。

在北京第一中学，常怀和常媛努力学习中文，适应着新的生活环境，然而特殊的身份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困扰。

有一次，常怀因其泰国人的身份，竟被同学误认作“帝国主义”的代表。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即使在校园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亲自致电学校，强调要尊重常怀和常媛，并将他们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体现了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细致和周到，也为中泰关系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乃汕在泰国国内的处境每况愈下。政权交替之际，他遭拘捕身陷囹圄，于狱中熬过了悠悠七载漫长岁月。

在狱中他时刻牵挂着远在中国的子女，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而常怀和常媛也对父亲的境遇一无所知，只能继续在中国的生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常怀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年，而常媛则待了更久，长达十三年。

他们亲睹新中国的变迁，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亦愈发深刻。这段经历，也为他们日后在促进中泰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04

特殊时期的特殊联系

常怀、常媛兄妹在中国的生活，交织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势的双重旋律。他们既是普通的留学生，体验着异国求学的酸甜苦辣；同时，他们又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成为连接中泰两国的桥梁。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象征着中泰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周总理对兄妹二人的关怀，超越了普通的礼节性接待。他不单关怀其学习与生活，还尤为注重培育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认同之情，使其在文化的熏陶中茁壮成长。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怀，在常媛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体现。

她将自己的孩子分别取名为“念周”和“念廖”，以表达对周总理和廖承志的感激之情。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体现了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乒乓外交”的成功，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

泰国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乃汕刑满出狱，第一时间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自己的子女。

05

破冰关系

而他的子女，正是这个契机的关键所在。他将常怀和常媛召回泰国，并建议他们与周总理商议，举办一场中泰乒乓球友谊赛。

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积极响应，1972年，中泰乒乓球友谊赛成功举办，成为两国关系破冰的重要标志。

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常怀和常媛的经历，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他们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也为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中泰邦交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努力。从古代的羁縻关系，到现代的平等外交，两国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变革和调整。

常怀和常媛的故事，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参考来源：

党史信息报 周恩来和泰国“儿童人质”的故事

老年生活报 中泰关系中的“人质外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