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建立后，为推翻满清统治，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南部沿海地区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等等 ，但这些起义都没有成功，革命也走入低潮，不少同志对革命前途抱悲观情绪，“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
1910年全国各地先后爆发抗捐税斗争，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同盟会决定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
5，叠起的意外
四月八日(农历三月初十)各项准备接近尾声，黄兴主持统筹部会议，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并制定了十路进攻计划，确定由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更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
然后意外发生了，1911年4月8日同盟会成员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他冲入人群，投掷炸弹并连开四枪，将孚琦射杀在马车上，被清军抓住，当被问及为何暗杀大清官员时，温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在临刑前温生才放声大笑，高声宣扬革命意义，鼓舞着围观百姓。他为了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他的名字应永远镌刻在中华史册上。
温才生的义举，加上极有可能的起义消息被泄露，让清廷加强了对广州的戒严，清军增加广州兵力，将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巡防一营调出广州，换上与同盟会没有联系的巡防二营，收缴新军子弹和枪机，搜查城市住户，始平书院、三眼井等储存枪械、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同时收缴新军武器，而新军恰是革命党人依靠的一股重要力量，增调两个巡防营进入城内。
同时革命党的军火运输也出现问题，第一批从南洋运往香港的军火，包括“手枪100多支、子弹数千发”，由周来苏负责押运，乘坐“美国总统号”轮船赴港。因叛徒告密，清廷派人上船搜查，周来苏在仓促间将枪械丢入海中，仅带手提包逃下船。这批军火的损失，打乱了统筹部的预定计划。
赵声在广州认识的人很多，不便过早露面，黄兴在23日进入广州，在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面，水师提督李准在25日调巡防二营进入广州，迅速占领城内高地，其中三哨在观音山设防，把大炮架到城内制高点，监视着全城动静。同时清政府下令警察局巡查广州全城户口，一旦发现可疑的外地人立马逮捕。黄兴开始决定暂缓起义，一方面要求后期人员停止前往广州，同时疏散部分人员离开广州。
但黄兴非常矛盾，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人员之多，牵涉面之广，如果改期意味着先前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尤其是对海外募款影响更巨大，黄兴想起在南洋募款的困难，想起对华侨的承诺，决定拼死一战以对华侨捐款的回应，对躬行实践“毁家纾难”的华侨的回应，同时唤醒国民意识，"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并特地写了绝笔信给南洋华侨郑螺生等人，表示“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以回报广大华侨对反清起义的殷切期望，以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
6，艰难的决定
在重重困难之下，陈炯明、胡毅生、朱执信以及赵声的代表宋玉琳等都主张起义缓期举行，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放500支枪支，也是变相设置难题。如果延期起义，运入城内的军械弹药可能带不出去而遗失，大量动员的人力物力也功亏一篑。大多数选锋成员远历重洋，潜返内地，抱着必死决心，不作生还打算，极力赞成起义，喻培伦和林文痛陈利害说：花了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和内地同志不远万里赶过来，现在却说缓期，万一以后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一个大骗局？必然堵塞今后革命的道路……
同时姚雨平、陈炯明报告黄兴，从顺德新调来广州的巡防营，哨官中有八人是党人同志，而且他们同意配合同盟会一起发动起义。黄兴高兴万分，决定4月26日举行起义，又因为部分武器未按时运到时间只能往后延，另一方面响应起义的新军即将退伍，时间不能延太久，多方商量后将起义时间确定为27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进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进攻小北门，迎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进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6日晚上来自日本、越南的最后一批枪械，运到广州河南溪峡党人秘密机关。枪械装在颜料罐中，为了能在第二天一早把枪弹发下去，同盟会女会员徐宗汉等人彻夜开罐。他们怕叮叮当当的声音引起邻居怀疑，故意弹琴唱歌，用音乐和歌声掩盖。第二天一早以办喜事到各处迎送客人做伪装，向隐蔽在城中各处的敢死队分发枪械。徐宗汉等女革命党人，在运送枪械的过程中从容不迫，根本就不在乎危险。
所有人心里明白，他们这次起义，结果必然是凶多吉少，是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牺牲，所以大家都没抱生还的希望。4月26日晚上参加这次起义党人抱定必死之志，纷纷给家人、友人写下遗书，来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的林觉民，写下了给妻子陈意映的信，这就是令后人传诵百年的《与妻书》。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中表示：“是以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满始……儿虽死亦乐也。”
同时26日晚上黄兴指示莫纪彭，第二天一早带徐维扬和他率领北江同志的队伍进城，一起参加起义，于是一群来自花县的由勤劳纯朴的农民组织的革命队伍也义无反顾的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