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一场充满悖论的资本秩序重构

今天继续来锤罗斯福新政的“神话”。

在美国历史叙事里，罗斯福新政总被塑造成“拯救资本主义”的英雄史诗。当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迷雾，从阶级分析考察这段历史，会发现“罗斯福新政本质”是金融资本压倒产业资本的制度更迭，是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重构了资本积累秩序，从原先的生产型积累转变为投机型积累。这场变革彻底暴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罗斯福政府以发展为名向资产阶级出售了国家主权，给美国埋下了金融资本异化和国家信用透支的长期隐患。

关于新政最持久的误解，在于将其视为“政府与资本的对抗”。事实上，罗斯福本人出身于波士顿-纽约商业资本集团，他的上位也得到过摩根、洛克菲勒等东部财团，以及南方种植园阶级的支持。这种出身和背景决定了他的改革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新政中也证明了，他从没有背叛过自己的阶级，更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

新政的核心本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进行的危机转嫁。1929年那场席卷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其根源在于产业资本过剩与金融资本过度投机的双重失衡。在1928年，美国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前1%的人口牢牢掌控着34%的国民财富。大量过剩资本不再投入实体产业，而是疯狂涌入股市，催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当危机爆发，罗斯福政府在应对时，并没有对资本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进行触动。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建立的行业自律机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蓝鹰标志”，表面上看是在规范市场秩序，实际上允许垄断资本组建卡特尔（垄断联盟），使得它们能够借此维持产品价格，保证自身的利润空间。《农业调整法》通过销毁过剩农产品、向农场主发放补贴的方式，看似是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帮助农民，实际上主要保护的是中西部大农业资本的利益。

这些措施虽然打着“抑制资本”的旗号，但实质是以政府的信用为企业的经营风险背书。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但主要问题是没有对市场中的不良资产进行有效清理。相当于资本在市场中犯下错误，却让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来买单，使得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被暂时掩盖，为后续的经济问题埋下了隐患，政府买单维护资本利益在后来成为了惯性行为。

真正具有标志性阶级意义的，是1933年放弃金本位制与1934年《黄金储备法》的出台，前者使美元成为信用货币，后者授权财政部以黄金为抵押发行货币，本质是用国家信用为濒临破产的银行体系兜底。尽管罗斯福意识到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但他并未采取科学的系统性改造措施，而是选择推行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客观上加剧了原有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巩固了特定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

罗斯福推行新政需要用钱，而中央政府既无货币也无货币发行权，于是只能与美联储及银行家达成“协议”。在新政时期，金融资本逐渐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深度渗透。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虽拆分了商业与投资银行，但同年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实则为银行存款提供政府担保，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成本；1934年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面加强监管，却为华尔街确立了规范化的投机框架，使得金融资本在合规的外衣下肆意运作。美联储在此期间更是开创了“政府债务货币化”的先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1933至1940年，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从19亿美元飙升至45亿美元，占其资产的比例也从15%跃升至40%，这一过程极大地强化了金融资本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

以摩根、花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既是新政的“输血对象”，更是规则的制定者。1935年《银行法》赋予总统对美联储董事会的任命权，看似加强政府控制，实则为金融资本与行政权力的制度化勾结铺路。摩根大通承担了新政时期70%的国债承销业务，花旗银行旗下的“国民城市银行”获得政府紧急贷款，同时，这些金融财团通过“旋转门”机制向政府输送大量金融专家，如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使得金融资本从危机中的“被拯救者”逐步转变为国家信用的实际掌控者。

上期写了，二战的爆发，意外成为新政的“救赎者”。战时实行的价格管制、工资冻结与战时生产委员会，将国家干预推向极致：1943年联邦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飙升至43%，其中80%用于军事采购。这既解决了失业问题（1944年失业率降至1.2%），更让金融资本借助《租借法案》建立起“美元-军事”霸权——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本质是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国际机构（世界银行、IMF）输出过剩资本的全球布局。

然而，新政埋下的制度悖论在战后逐渐显现：

1、1935年《社会保障法》建立的养老金制度，虽缓解了阶级矛盾，却形成政府支出的刚性增长（1975年社会福利支出占联邦预算40%），为70年代滞胀危机埋下伏笔；

2、1950至1970年，金融服务业利润占比从15%升至25%，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利润部门，资本脱离实体的趋势不可逆转；

3、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机制（美元与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国得以通过发行货币转嫁危机，但1971年尼克松政府放弃黄金兑换，标志着美元从“黄金的符号”变为“国家信用的空壳”，次贷危机中“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怪圈，正是新政时期“政府为资本兜底”逻辑的终极演绎。

罗斯福新政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其“拯救了资本主义”，而在于揭示了资本主导社会中改革的根本边界。作为资产阶级的“裱糊匠”，罗斯福既需要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赋予工人集体议价权以遏制共产主义思潮（1935年美国共产党党员达7.5万人），又必须确保资本所有制不受触动，1939年美国前1%人口仍掌握31%的国民财富，与1929年的34%相比并无本质改变。这种双重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调整-再危机”循环的内在逻辑。

当今美国的困境，本质是新政模式的长期演进结果。截至2024年，联邦政府债务规模达3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20%，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0.9万亿美元膨胀至8.5万亿美元。当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国家信用脱离真实财富，所谓“美国崩溃”的预言，实则是资本积累模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罗斯福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以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身份，将系统性危机转化为制度改良契机，为资本主义续命半个世纪。而他的“历史局限”，也恰恰在于无法超越资本权力的基本框架——这是所有试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改革的政治家共同的宿命。

对罗斯福新政的重新审视，本质是对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当我们剥离“英雄史观”与“道德批判”的双重迷雾，会发现这场改革不过是资本权力结构的一次自我重组：金融资本借国家之手巩固了统治地位，产业资本为短期稳定让渡了部分利益，而普通民众在获得有限社会保障的同时，最终成为国家信用透支的埋单者。

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任何忽视阶级权力结构的改革叙事，都是对历史的背叛。罗斯福新政的真正遗产，不是具体的政策工具，而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制度调整的极限，就是资本利润的边界。当我们讨论“政府干预”的优劣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这只“看得见的手”，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写这些文章，并非对罗斯福本人有多反感。实际上，无论是从个人品德，还是从其执政期间的诸多作为来看，他都值得敬佩。他只是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既是其所处阶级的束缚，也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

我讨厌的，是那些将资产阶级政治逻辑“合法化”的论调。这类论调往往掩盖了资产阶级政治背后的权力博弈和利益输送，把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单地包装成一种“合理”且“普世”的模式。我也对那些罔顾历史现实、毫无逻辑地吹捧罗斯福的博主感到不满。他们为了塑造所谓的“英雄形象”，忽略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资本运作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不仅在误导大众对历史的认知，也让人们难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历史需要被客观、全面地呈现，而不是被歪曲和美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事件中获得启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社会和政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