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参与中共对苏事务无疑是其中值得浓墨书写的篇章。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中共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作为重要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跑了七次莫斯科”
从1954年4月到“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一直主管党的对外工作。邓小平曾经说，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就是担任总书记的十年。在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曾幽默地说：“我当了十年总书记，忙于同苏联打交道，跑了七次莫斯科。”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二十大。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邓小平一行2月11日到达莫斯科，3月1日返回北京。这是邓小平“七下莫斯科”中的第一次去莫斯科。
◆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夜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重新召集大会代表，听取他就斯大林问题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长达4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近30年执政活动的历史进行了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消极评价，骂他是“暴君”“大独裁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制造“大清洗”，使苏联党的领导原则、党内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中共代表团在驻地听完苏方翻译口译。邓小平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回国后，他在中央的几次会议上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没大家的份儿。功劳是大家的，没斯大林的份儿。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邓小平的看法，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一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
1956年10月，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应苏共请求，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10月23日至31日访问莫斯科，商谈波匈问题。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去莫斯科。
面对纷乱的局势，刘少奇和邓小平严肃指出：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确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根据毛泽东的电话指示，邓小平和刘少奇建议苏共尊重波、匈两国人民的选择，即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手，声明不再干涉别国的政策、组织、经济等，让他们独立自主，相互平等。苏方接受了中共的建议。波匈事件后得以平息。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他第三次去莫斯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了几次后，感到与他谈不通，就让翻译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张纸条：“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不参加了，好吗？”从此，邓小平走上了中苏交锋的前台。
中国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联代表团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就会议宣言草案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各国党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应该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这些观点的阐述使自恃老党大国的苏共感到十分不满。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并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1957年，邓小平随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便开始把不同意其观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视为眼中钉，并挥舞大国主义指挥棒，企图压服中国。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右倾冒险主义”等，又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围攻中国共产党，企图逼迫中共接受苏共的观点和主张。为向中国施加压力，苏联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7月16日，苏共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并中止执行和单方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导致中国数百个重要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陷入瘫痪。苏方还有意驱赶中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在越南党等的调停建议下，中苏决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消除分歧。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情况下，由谁出征，国内外十分关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点将邓小平挂帅，得到了一致同意。副团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担任。9月16日，邓小平率领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离开北京赴莫斯科。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去莫斯科。从9月17日下午至22日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了5次会谈，在大吵一顿之后，无结果而散。9月22日晚，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23日下午回到北京。
邓小平回国不到10天，来不及轻松休息，很快就接受新的任务，即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邓小平一行9月30日出发，10月24日返回。在20多天的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共召开7次会议。这是邓小平第五次去莫斯科。
◆1960年，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1960年11月5日至12月3日，邓小平作为副团长，陪同团长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同苏共交换意见。之后，中国党政代表团还参加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这是邓小平第六次去莫斯科。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七次去莫斯科。当时中苏论战已到白热化，形势严峻。就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出征。苏方团长仍是苏斯洛夫。这也是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最后一次接触。由于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分歧难以弥合，会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邓小平提议，双方同意会谈暂告一段落。
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更谈不上一致意见。7月21日午后，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专机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的隆重欢迎。代表团刚走下舷梯，毛泽东率先走过来与邓小平握手，并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毛泽东不久后称赞代表团“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原因，又有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共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方面的原因。邓小平多次衔命赴苏，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与苏方展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
1960年9月邓小平第四次去莫斯科时，9月16日他率中共代表团一到莫斯科，就在苏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开始了同赫鲁晓夫的交锋。针对赫鲁晓夫责怪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态度前后不一致，邓小平反驳道：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说，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邓小平毫不示弱，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不应这样一概而论！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尤其不允许以反对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义正辞严，针锋相对，一下子就把赫鲁晓夫的汹汹气焰打了下去。
邓小平同赫鲁晓夫这场舌战以后，又与苏斯洛夫“短兵相接”，先后举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苏共不应把两党的原则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他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苏联对待中国的不平等，并表示中共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关系，中苏两党应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和协商原则基础上解决分歧。邓小平告诉苏斯洛夫，如果没有平等的态度，而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就无法谈下去，中国党不怕困难，决不妥协。邓小平的话字字千钧，句句击中要害。
1960年九十月间邓小平第五次去莫斯科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针对苏共对中国进行的影射攻击，邓小平据理批驳，对苏共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提出了批评。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苏斯洛夫为避免与邓小平直接交锋，剥夺了邓小平第二次发言的机会。邓小平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斗争渠道，将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提交会议，将反击的炮弹打了出去。
在10月22日苏方举行的招待参加起草委员会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邓小平与刚刚访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再次交锋。
在赫鲁晓夫说中共是教条主义时，邓小平反驳说：今天证实了你们讲我们是教条主义，讲教条主义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
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和“纸老虎”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是要东方人压倒西方人，是成吉思汗思想，不是共产党人思想时，邓小平批驳说：你的说法完全错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是什么地理概念，而是对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分析；纸老虎更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
对当日宴会上的激烈交锋，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赫（鲁晓夫）又是咆哮，十分粗野。到会者都知道，彼此是针锋相对的。赫受顶，这恐怕是第一次。”
1960年11月邓小平第六次去莫斯科时，又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他在11月14日的大会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从他的指挥棒，不听的话他就打击你，压迫你。邓小平强调：在各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这个原则。但在各国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只能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他质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党曾经通过这样一个超党的党章呢？”邓小平的据理力争，换来了中苏双方勉强达成的一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否定了苏共领导的许多论点，比如苏共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单干”，实际上是反对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对所谓“派别活动”，实际上是取消各国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少数的论点。
对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
邓小平在回国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最大的收获是确立了“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毛泽东则表示，这次会议有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率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
1963年7月邓小平第七次去莫斯科时，中方与苏方的会谈共进行了9轮。双方态度都极为强硬，观点针锋相对。在会谈中，邓小平几乎寸步不让。鉴于以往会谈苏共代表团一些人惯于打断对方发言、乱吵一气的情况，邓小平建议，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团交替发言，“在对方发言时，不要打断”。会谈的第一天，苏方的苏斯洛夫先讲。这位“大理论家”在长达5小时（加上翻译）70页的长篇讲话中，对中共大加指责和攻击，发言中充满谩骂和不实之词。邓小平耐心地听着，不露声色。第二次会谈，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全面阐述了我党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指出，中共代表团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而来的；你们的发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使用共产党人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邓小平的话，凝重而得体，既后发制人又掌握主动，说得对方团长一阵脸红。在邓小平发言过程中，苏共代表团成员、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不时离开会场，打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情况。
在7月12日的第4次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什么“领导党”“被领导党”“上级党”“下级党”的区别，问题正是由于你们坚持着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在你们的眼里，哪里还有什么兄弟党关系准则。
谈判即将结束之时，苏方将会谈公报草稿交给中方协商修改。公报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将“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这句话，改为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承认分歧，是邓小平所坚持的态度。
邓小平在会谈、论战中展现出的坚定的原则性、高超的斗争艺术，给苏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赫鲁晓夫曾对毛泽东表示：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曾参与中苏论战、后来担任俄中友协理事会成员的拉赫马宁曾撰文回忆中苏论战中的邓小平。他说：“邓在谈判时言辞尖锐，坚定执行党的指示，在原则问题上不向对手让步。我可以证明，他具有辩论才能。我既看到他镇静的一面，明辨是非的一面，又看到他愤怒的时候，尽管他总是很克制，尊重对方。”
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曾表示：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
毛泽东的评价和邓小平的自我评价
随着中苏分歧加剧，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宣扬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在国际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中共进行不点名批评。1960年4月，中共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不指名地批驳。苏联报刊随即作出激烈反应，从而拉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等形式相继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等7篇理论文章（又称“前七篇”）。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又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9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对中国内外政策乃至世界战略发展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文章大部分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参与起草“前七篇”文章的崔奇回忆说：“钓鱼台写作班子，实际上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是文章初稿写好后修改几次，达到大家认可时，再送邓小平。“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有时当场改好通过，由小平同志送给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审阅。更多的时候是听取小平同志和参加书记处会议同志的意见后，再返回8号楼来改写或加工，重新送审。小平同志还常常亲自到8号楼来参加讨论，提出他对文章的意见。”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后来回忆，为了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称“二十五条”），“从5月17日起，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和秀才们，在钓鱼台8号楼的大会议室里边讨论边修改。这期间，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搬到钓鱼台里来住”。崔奇也回忆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日以继夜，流水作业，反复修改，紧张工作，终于搞出一个比较像样的稿子，于5月下旬送毛主席和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殚精竭虑，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毛泽东均予以肯定。
196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率领的越南党代表团时说：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同志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其实是一根拐杖，邓小平因腿部骨折，只能拄着拐杖赴苏谈判）。小平同志手中的“棍子”，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象征，中苏两党之间争论的一个象征了。赫鲁晓夫很怕他这根棍子。他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返抵北京。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从苏联回到北京，毛泽东把代表团请到中南海颐年堂喝茶谈话。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邓小平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又提到邓小平的这一功绩。
1969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召集人谈话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做了些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指全盘否定斯大林）”。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上作出批示，其中讲道，邓小平“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本人也多次对中苏论战作过总结。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中苏论战）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
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关于国际共运如何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也改变了。对兄弟党，不要指手画脚，否则是很危险的。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回顾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的争论。他说：
从1957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也多次谈到自己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
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
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1960年莫斯科会议我是我们党的主要发言人，在26国会议上我讲了4个多小时。……同苏联打交道，我打得多了，我七次去莫斯科。同苏联谈判，中国党代表团差不多都是我出面的。”
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又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邓小平的话，既是对中苏论战的总的评价，又是对自己在论战中所起作用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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