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末，一个不同寻常的使命悄然降临在叶剑英肩上——向国民党军队传授游击战术。

这一决定，对于长期以此战术为生存之本的中共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战略考量。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家，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

▶历史的转折与不解之谜

自1927年秋收起义以来，游击战术便如同中共军队的灵魂，在无数次与国民党军的较量中展现出其独特的生命力。

从江西的崇山峻岭到陕北的黄土地，国民党军始终未能窥其堂奥。而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为何要主动揭开这层神秘面纱？

叶剑英深知，蒋介石对中共的戒备之心从未消减，甚至不惜在陕甘宁边区部署重兵以图遏制。

面对这样的现实，将游击战术传授给国民党军，岂非自曝其短？

带着满腹疑虑，叶剑英找到了周恩来，试图解开这一谜团。周恩来的解释，让他既感意外又深感责任重大。原来，这一提议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中共基于抗日大局的主动作为。随着正面战场的连连失利，中共预见到单凭正规战难以持久，因此建议以游击战辅助，共同抵御外侮。

▶衡山之巅，教学相长的困境

1939年初春，衡山之上，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课。

叶剑英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率领数十名中共干部，踏上了这段充满挑战的教学之旅。然而，从授课的第一天起，叶剑英便深刻感受到，传授游击战术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

面对一群出身不同、背景各异的国军军官，叶剑英陷入了两难境地。讲得太深，担心国军学会精髓后反戈一击；讲得太浅，又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初衷。

更为棘手的是，训练班的教学计划中，政治教育占据了近半壁江山，这与国军的传统教育模式大相径庭。

许多国军军官对此颇为不解，甚至心生反感。

在他们看来，学习游击战术本是为了提升军事技能，何必掺杂如此多的政治内容？

殊不知，这正是中共游击战术的精髓所在——政治工作与军事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理念碰撞，叶剑英与汤恩伯的交锋

随着教学的深入，叶剑英与汤恩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作为训练班的教育长，汤恩伯对中共教官充满了戒备与敌意。他暗中下令，禁止国军军官与中共教官私自交往，生怕他们被“赤化”。

在一次教学实践活动中，叶剑英安排学员深入乡村，体验民众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汤恩伯却暗中授意学员们借此机会摸清中共的“套路”，以便日后针锋相对。

叶剑英闻讯后，怒不可遏，但碍于大局，只能隐忍不发。

终于，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上，汤恩伯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叶剑英。他公开质疑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叶剑英当即予以驳斥，言辞犀利，掷地有声。这场舌战，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矛盾，也让叶剑英深刻意识到，蒋介石同意中共传授游击战术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图谋。

▶理念壁垒，难以逾越的鸿沟

尽管中共倾囊相授，但国军军官们却难以真正领会游击战术的精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军事素养和实践经验，更是因为他们深受传统军事理念和体制束缚，难以摆脱对正规战的依赖。

叶剑英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每当讲到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时，国军军官们往往眼前一亮；但一涉及到政治工作和民众动员等内容时，他们便显得兴味索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理念上的巨大鸿沟，使得游击战术在国军中的传播和应用受到了严重阻碍。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内部对中共的戒备与敌视始终未消。汤恩伯等人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使得训练班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叶剑英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这一现状，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实战检验，游击战术的成败之谜

南岳游击训练班结束后，国民党军也试图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积累，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桂系第7军在大别山区的游击战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终究难以持久；其他国民党部队更是纷纷败退甚至投降日伪军。

相比之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却越战越强、不断壮大。他们不仅成功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还通过广泛的民众动员和有效的政治工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揭示了游击战术本身的巨大威力更凸显了理念、体制和信仰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叶剑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国民党军之所以难以掌握游击战术的精髓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军事素养和实践经验更是因为他们深受传统军事理念和体制束缚难以摆脱对正规战的依赖。”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共两党在军事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也为他日后在革命战争中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