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居然和一个“官二代”,甚至是一个对芯片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名叫江上舟的企业家,他学的专业是通信,跟芯片八竿子打不着,回国后,他还跑到海南当官去了,跟农民兄弟一起摸爬滚打,这跟高科技也扯不上边。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位看似和芯片毫无交集的人,后来却成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灵魂人物,被尊称为“芯片教父”。
他到底是如何从一个芯片小白,逆袭成一代领军人物,并改变了大陆芯片的格局?
求学之路困难重重含着“红色家庭”这枚金钥匙出生的江上舟父亲官至省长,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人家可是个实干家,从小就立志要为国家做点实事。
1965年年仅16岁的江上舟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正当他准备在学术的海洋里畅游时,特殊时期的浪潮席卷而来,他的大学梦被迫中断。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他被下放到了云南昆明一家邮电器材厂,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涯。
这段经历虽然艰苦,却让他真正接触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也磨砺了他的意志,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厂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坚持学习,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江上舟立马抓住机会,和妻子吴启迪一起重新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夫妻俩双双考回清华,一时传为佳话,也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生的幸运儿。
1980年代他远赴瑞士,在世界顶尖学府攻读博士学位,专攻通信领域,他所在的学校可是出了名的牛,爱因斯坦就是那儿的毕业生。
在瑞士的几年,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开阔了眼界,接触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为他日后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埋下了伏笔。
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满怀报国热情,回到了祖国,组织上安排他到海南工作,先后担任三亚市副市长和洋浦开发区负责人。
在海南期间,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发展地方经济,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敢闯敢干的魄力。
他主导了亚龙湾和凤凰机场的建设,还率先在洋浦开发区实行公务员招考制度,这些在当时都算是相当超前的举措。
虽然有些改革因为过于超前而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他推动中国发展的决心从未改变。
这段在海南的历练,也为他日后领导上海科技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他从政转科技埋下伏笔。
在海南的几年,江上舟虽然政绩斐然,但他心中始终装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推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1997年,机会终于来了。
转战上海布局未来1997年江上舟调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负责上海的工业发展,当时的上海,正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他敏锐地意识到,芯片产业会是未来国家竞争的关键领域,也是上海实现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于是他毅然把芯片产业列为上海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远见。
毕竟芯片这玩意儿,技术门槛高、投资巨大,风险也不小,很多人都不看好,1998年研讨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五年时间建成两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就不错了。
轮到江上舟发言时,他语出惊人:“上海五年要搞十条!”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和中国产业发展的深刻理解。
他深知芯片产业关乎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必须迎难而上,掌握核心技术,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开始四处奔走。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同时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资金,吸引了大批在半导体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和企业家回国创业。
像是张汝京、尹志尧、王晖等一批行业大牛,纷纷响应他的号召,来到上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芯片产业建设中。
2000年在他这样的积极推动下,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正式奠基,中芯国际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芯片产业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江上舟不仅为中芯国际争取到了土地和政策支持,还积极帮助他们引入外资,克服技术封锁。
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领头羊,也为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芯片产业,他也积极推动上海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光伏发电,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心。
2003年他还力排众议,推动中国商用大飞机项目立项,要知道当时很多人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但江上舟坚持自主研发的重要性。
他力排众议,最终促成项目的启动,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临危受命鞠躬尽瘁2006年他卸任政府职务,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此时的中国芯片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着来自国际巨头的巨大竞争压力。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他深知,中国芯片产业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2009年中芯国际遭遇发展困境,创始人张汝京离职,在这关键时刻,江上舟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中芯国际董事长。
他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带领中芯国际渡过难关,命运却和这位伟大的科技工作者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加上早年积劳成疾,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仅仅两年后,6月27日,江上舟因病去世,享年64岁。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他的离世,是中国科技界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芯片产业呕心沥血的“芯片教父”,最终倒在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上。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积极推动光刻机研发,他深知,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受制于人的关键环节。
光刻机研发难度极大,投入巨大,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并四处奔走呼吁,争取国家支持。
虽然在他有生之年,中国光刻机技术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他播下的种子,却在未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