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习近平主席为2023年11月召开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发来的贺信深刻指出了中国学的本质和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中国丰富的语言、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蔚然成风，在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不同于国内传统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这一在海外兴起、涉及中国各个方面综合研究的新学术增长点，在西方学科体系中就被冠以“汉学”（Sinology）之名。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外交流，直到二战后在美国又被称为“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由汉学之名，海外关注中国文化，或受中国文化影响和吸引的汉学家们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之限制而汇集一堂，在汉学这一凸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相互性的平台上实现多元并存的交流对话，彼此为真知而探索，共赴一次次思想的冒险与争鸣。当然，因为汉学家们立场、视角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局限，海外中国学研究难免有其偏颇和种种问题，那今天我们该如何反思、回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海外中国学未来更加理性与立足前沿的研究路径？让我们先从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回顾开始。
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发展与问题反思
早在古代，域外的中国学研究就已经发生。其中日本凭近邻中国之地利，自古就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唐一代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日本著名的遣唐使就是这一场浩大的师法唐朝文化活动的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受到了普遍欢迎，到了日本江户时代，社会上更是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典籍文化研究的汉学家。
日本以外，古代欧洲、阿拉伯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则多来自于游记。13世纪欧洲方济各教会的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二人东行归来后分别写下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广为人知，它包含了大量关于当时中国在城市、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社会信息。游记汉学不仅对后来的汉学家具有长久的研究价值，也在当时的欧洲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在16—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当中，《利玛窦中国札记》记叙了利玛窦在中国28年的漫长历程及其在中国各地的见闻、思考与比较研究。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在英法等国被翻译、改编之后大放异彩，诸多改编者之中就包括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领袖。这一文化潮流体现了当时西方文化知识界对中国文学及思想的浓厚兴趣；包括这一事件在内的“西方启蒙时代的中国影响”直到今天也是海外中国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到了19世纪，以法国学者雷慕沙进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为标志，海外中国学真正进入了西方的学术体系而正式开启所谓专业汉学阶段。此时的法国汉学注重实证研究，在文献材料整理、史实考证方面成果卓著。雷慕沙的汉学研究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借助中文文献并以专业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沙畹、伯希和等学者亦是当时欧洲汉学界的重要人物，在这些重要学者的努力下，法国（巴黎）已然成为其时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美国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欧洲略晚。19世纪的两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代表了美国汉学研究第一个时期。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可谓人才辈出。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倾向，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国际区域形势都在其考量范围之内，这当然扩大了传统汉学的研究内容。哈佛学者费正清、贾德纳、柯立夫在史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加州学派的卜弼德及其弟子们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此外，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三位学者在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与宗教史方面各有建树，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海外中国学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较高准入门槛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高标准与严要求首先体现在它所涉的研究对象是与研究者所在之国不同的“他者”，是一种从发展历史到各个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的异质文化，对以两希文化为根基的西欧人而言尤为如此。他国学者想要理解、钻研中国文化与历史，自然需要对中国文字、语言相关知识有所认识，甚至在古典中国文化、历史等领域还要习得一些与现代汉语在词汇句法都有所差异的文言文知识。有的汉学家因为对古文和古代文化常识不熟悉，就可能在研究中闹笑话。国内学者就曾在其文中指出过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对明代文人张岱的相关研究中出现词句翻译、文意理解上的错误。因此，无论对于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还是后来的专业汉学抑或当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是我们必须要坚定引领和倡导的。
海外中国学的跨界特性与实用维度
就研究主体而言，汉学家面对中国文明这一通过与印欧语系不同的语言所构成的文化传承整体，就必然需要在此异质性的文化整体中建构知识体系以适应研究对象。很多研究不能不考虑古典中国，尤其先秦时代文史哲往往在著述中不分家的情况。汉学家们必须历经一种文化的跨越，把自己的目光投身到另一个文化中去。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在某种文化立场中去开始研究的，由此去观视他们不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化。不少汉学家仍然是有意无意地带着一种西方的傲慢对非西方文明带有偏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好的交流往往要建立在平等的对话之上，文明之间亦是如此，这种“跨界”性质也要求学者调整自身，建立起一种在真正平等的对话中进行文明互鉴以求真理的中国学。
就研究方法而言，海外汉学研究者多善于以西方人文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一种在我们看来颇有些接近“生吞活剥”的研究实践，这些研究很多在范式和方法上不同于古典中国的传统诗话、传统经史研究。这些方法和思路在近代的时候对我国的研究者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吴原元曾在《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及其启示》一文中梳理了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从20世纪初对日本汉学有所轻视到20年代后开始取法日本汉学研究的态度转变。在方法上，域外汉学正长于以其人文社科领域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汉学研究。以汉学家杨联陞为例，他在史学方法上既强调训诂与考据在确证史实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治史思想，即尽可能减少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而客观化呈现史料。
海外中国学的实用性有利于带动全世界的人们接纳、关注、参与中国文化，可吸引全球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一个更加立体具象、有着自己深厚传统的中国，破除部分外国人对中国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误解与偏见。让他们触摸到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神秘的东方”，不再只是娱乐媒体打造出来的那个好莱坞式的“西方的他者”。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之路和范式转向还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出了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到2035年建成世界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具体来说，保持文化自信，一方面，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传统保持信心，就如当年钱穆所说治国史者的“温情与敬意”；另一方面，对海外他国关注、钻研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们我们亦当有一种能包容接纳之胸襟。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借鉴海外汉学的优秀成果，搭建起以中国本土学界为核心的沟通交流平台，让中国学真正成为世界学术体系的一门有影响力的显学。
海外中国学的互鉴意义与批判视角
在人文学科领域，西方学科体系及其方法仍然占据着更多的话语地位，更不必说西方国家百年来依凭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辐射带来的文化优势。为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对话”究竟指向何处？只要翻开今天各种所谓的世界文学史、全球通史，就会发现，其中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文化的历史仍占据了多数的篇幅，给读者一种“西方文化”就代表了世界文化的大多数的错觉。所以，文化多元之说的背后实际上应是对文化霸权的反拨。
恰恰因为远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海外汉学家能够站在中国文明之外免除“身在此山中”的固有思维。由此，学术界应当把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再批评理解为一个知识范式重构的过程，是一个对既有的“海外汉学/中国学”学科知识内容，甚至是已然被体系化的西方学术方法的再考察。在借鉴海外研究成果审视自身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成果再反思，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既要摒弃故步自封的傲慢，也要警惕落入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而不自知。
1945年杨联陞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及了当时战后亟须重建的中国正需要伯希和这样的学者，而有趣的是杨联陞和伯希和这样一中一外的两人都素有“汉学警察”的名头。这深刻地说明了面对海外中国学，在文化全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的人文学者唯有兼具包容学习的态度与主动反思的批判精神，才能在今日看似乱花迷人、纷纭复杂的说法观念与争端中建立自身的问题意识，从而去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国文学文化真正“走出去”。
目前的海外中国学方兴未艾，它既需要继续深化“西学东渐”已有的多方面研究，更需要大力开展“中学西传”的全方位考察。海外中国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它既是汉学家眼里的历史中国，更是一面当下中国必不可少、需要时时揽镜自照的镜子。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7日第2921期
作者：纪建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