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一个颇为崇尚武功的时代。在那时，能够为国开疆拓土、建功沙场的武将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极度推崇。然而，随着宋朝建立，尊崇武功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变，相对于文臣地位的提高，武将们不仅无法受到应有的尊重，地位反而迅速下降，甚至于仅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竟敢在公开场合讥讽当朝最高武职、武将出身的枢密使王德用为老兵卒子。

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唐宋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原本倍受知识分子敬仰的武将逐渐沦为了“贱职”？

募兵制度盛行，导致武人来源良莠不齐

依靠着均田制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府兵制，唐朝在中前期成就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但随着大量军功贵族集团崛起后对土地等财富的攫取，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均田制及府兵制很快走向了死胡同。到8世纪中叶，唐朝不得不废止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这样一来，便将武人从农民（这里泛指广义上的农业群体，包括地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脱离生产、专事征战的职业。所以，这就吸引了大量无地无产者通过从军来获取衣食之资。

安史之乱后，大唐内忧外患、战事频发，军队伤亡率居高不下，连禁军各部都时常不满员。加之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处于半独立状态下的各路豪强为壮大势力，纷纷用尽一切手段自行募兵，这虽然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扩军效果，但必然导致官兵来源良莠不齐。甚至很多军阀只求眼前效益，将大量的流氓、盗匪充入军队，由此社会上开始逐渐把军人与恶棍、无赖画上等号。在刘禹锡的《武夫词》中，便直接将军人视作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且经常触犯律令、惹是生非的人。

五代的军人政治体系，使武将的形象彻底崩塌

当时间来到五代十国时，动荡不安的局势进一步破坏了军人的社会形象。由于五代的创立者均为某一军事集团的强力领袖，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们在凭借武力夺取政权后，便习惯性地自然而然采取治军的严苛方式来治理国家，滥施刑罚都已经算是好的，但凡不过度奴役百姓，便可称为难得一见的好官了。

例如后汉时期，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当地百姓请求为其立庙。宰相冯道在检视刘审交的为官履历时，发现其并无甚善政可言，仅仅是相比于其他封疆大吏“不杀无辜之民”（《旧五代史·刘审交传》）而已。当为一位离世官员立庙的标准已经到了只要做到“不杀无辜之民”即可的地步时，我们便不难想象武人治下的社会给百姓带来的恐怖和灾难有多大。

除此之外，由于对军事之外鲜有涉猎，武人一旦插手行政管理，便会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在司法判决上，因为对律令的无知，武人出身的审判长官往往随意做出决断，而不管有无证据或是否符合律令，导致了严重的司法不公（详见《旧五代史·张全义传》）。而且，由于手握重兵，他们对朝廷并无任何敬畏之处，因而判决往往不经中枢复核，更无从监督，致使冤案倍出。残暴的武人政治，既成为五代十国在今人心中的既有印象，更令武将们被深深打上了“暴虐无道”的标签。

文治兴起与弭兵和戎，压缩了武人的政治空间

宋朝便是在五代这样一个乱世后重新实现了“文武并举”的拨乱反正。在建国伊始，宋太祖有意将中书省与枢密院分立为“文武二府”，并逐步提升文官地位，以文官出身的知州取代离世或罢职的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

太宗即位后，由于自知无力在武功方面超过自己的哥哥，他不得不转而大兴文治，援引更多的文臣进入中枢服务以巩固皇权。太宗在位第一年，即罢免七名武人节度使，次年又下令节度使只能管理治所所在州，其余州县统一纳入朝廷管辖范畴。即便是在军事摩擦严重的对辽、党项及吐蕃的边境地区，也有大量文官出任知州、知军，以代替其武人前任。

此消彼长，文臣势力的崛起标志着武将集团的式微。从此以后，无论是出于政策考虑，还是形势需要，统治中枢往往会有意无意打压武将，甚至逐渐以各种方式削弱武将的声望与影响。太宗时起，下令将地方举报上来的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者“悉补殿前承旨，以贱职羁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即用较低阶的武职将地方豪强纳入军队，既可以使其再无欺压百姓的机会，又能够利用他们充当对外作战的炮灰。真宗一朝又更进一步，开始以武职招安地方难以应付的大盗悍匪。

咸平三年（1000年），外号“撼动山”的匪首魏捷向官府自首，真宗竟特别召见，赐予锦袍、银带，授龙猛军队长。打这以后，匪盗无赖逐渐成为北宋军士的重要来源，致使武人的声誉进一步下降。

澶渊之盟缔结后，真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故再也无意于军事，弭兵之策的施行，更使武人失去了建功疆场这个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最后一块“桥头堡”。以至于任何言及征伐的人都会被认为是“贪功”。如雷有终便说：“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玉壶清话》卷五）将军功贬斥为毫无意义的杀伤人命的行为，以此抹杀武将对国防安全的作用及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武官员之间产生了彻底的“分野”。朝廷不但严格限制官员由武职改任文职，甚至给予高级官员子侄的恩荫官，也明确规定武将子弟只能授武职（连岳飞这种手握全国四分之一野战军力的大将，为其子谋求文职恩荫也未能成功），以保证文官队伍的“纯洁”。文武之间便这样以政治认同强行分割为两个颇具敌对意识的集团，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出将入相”的传统价值观，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