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一个颇为崇尚武功的时代。在那时,能够为国开疆拓土、建功沙场的武将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极度推崇。然而,随着宋朝建立,尊崇武功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变,相对于文臣地位的提高,武将们不仅无法受到应有的尊重,地位反而迅速下降,甚至于仅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竟敢在公开场合讥讽当朝最高武职、武将出身的枢密使王德用为老兵卒子。
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唐宋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原本倍受知识分子敬仰的武将逐渐沦为了“贱职”?
募兵制度盛行,导致武人来源良莠不齐
依靠着均田制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府兵制,唐朝在中前期成就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但随着大量军功贵族集团崛起后对土地等财富的攫取,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均田制及府兵制很快走向了死胡同。到8世纪中叶,唐朝不得不废止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这样一来,便将武人从农民(这里泛指广义上的农业群体,包括地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脱离生产、专事征战的职业。所以,这就吸引了大量无地无产者通过从军来获取衣食之资。
安史之乱后,大唐内忧外患、战事频发,军队伤亡率居高不下,连禁军各部都时常不满员。加之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处于半独立状态下的各路豪强为壮大势力,纷纷用尽一切手段自行募兵,这虽然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扩军效果,但必然导致官兵来源良莠不齐。甚至很多军阀只求眼前效益,将大量的流氓、盗匪充入军队,由此社会上开始逐渐把军人与恶棍、无赖画上等号。在刘禹锡的《武夫词》中,便直接将军人视作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且经常触犯律令、惹是生非的人。
五代的军人政治体系,使武将的形象彻底崩塌
当时间来到五代十国时,动荡不安的局势进一步破坏了军人的社会形象。由于五代的创立者均为某一军事集团的强力领袖,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们在凭借武力夺取政权后,便习惯性地自然而然采取治军的严苛方式来治理国家,滥施刑罚都已经算是好的,但凡不过度奴役百姓,便可称为难得一见的好官了。
例如后汉时期,汝州防御使刘审交病死,当地百姓请求为其立庙。宰相冯道在检视刘审交的为官履历时,发现其并无甚善政可言,仅仅是相比于其他封疆大吏“不杀无辜之民”(《旧五代史·刘审交传》)而已。当为一位离世官员立庙的标准已经到了只要做到“不杀无辜之民”即可的地步时,我们便不难想象武人治下的社会给百姓带来的恐怖和灾难有多大。
除此之外,由于对军事之外鲜有涉猎,武人一旦插手行政管理,便会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在司法判决上,因为对律令的无知,武人出身的审判长官往往随意做出决断,而不管有无证据或是否符合律令,导致了严重的司法不公(详见《旧五代史·张全义传》)。而且,由于手握重兵,他们对朝廷并无任何敬畏之处,因而判决往往不经中枢复核,更无从监督,致使冤案倍出。残暴的武人政治,既成为五代十国在今人心中的既有印象,更令武将们被深深打上了“暴虐无道”的标签。
文治兴起与弭兵和戎,压缩了武人的政治空间
宋朝便是在五代这样一个乱世后重新实现了“文武并举”的拨乱反正。在建国伊始,宋太祖有意将中书省与枢密院分立为“文武二府”,并逐步提升文官地位,以文官出身的知州取代离世或罢职的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
太宗即位后,由于自知无力在武功方面超过自己的哥哥,他不得不转而大兴文治,援引更多的文臣进入中枢服务以巩固皇权。太宗在位第一年,即罢免七名武人节度使,次年又下令节度使只能管理治所所在州,其余州县统一纳入朝廷管辖范畴。即便是在军事摩擦严重的对辽、党项及吐蕃的边境地区,也有大量文官出任知州、知军,以代替其武人前任。
此消彼长,文臣势力的崛起标志着武将集团的式微。从此以后,无论是出于政策考虑,还是形势需要,统治中枢往往会有意无意打压武将,甚至逐渐以各种方式削弱武将的声望与影响。太宗时起,下令将地方举报上来的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者“悉补殿前承旨,以贱职羁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即用较低阶的武职将地方豪强纳入军队,既可以使其再无欺压百姓的机会,又能够利用他们充当对外作战的炮灰。真宗一朝又更进一步,开始以武职招安地方难以应付的大盗悍匪。
咸平三年(1000年),外号“撼动山”的匪首魏捷向官府自首,真宗竟特别召见,赐予锦袍、银带,授龙猛军队长。打这以后,匪盗无赖逐渐成为北宋军士的重要来源,致使武人的声誉进一步下降。
澶渊之盟缔结后,真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故再也无意于军事,弭兵之策的施行,更使武人失去了建功疆场这个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最后一块“桥头堡”。以至于任何言及征伐的人都会被认为是“贪功”。如雷有终便说:“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玉壶清话》卷五)将军功贬斥为毫无意义的杀伤人命的行为,以此抹杀武将对国防安全的作用及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武官员之间产生了彻底的“分野”。朝廷不但严格限制官员由武职改任文职,甚至给予高级官员子侄的恩荫官,也明确规定武将子弟只能授武职(连岳飞这种手握全国四分之一野战军力的大将,为其子谋求文职恩荫也未能成功),以保证文官队伍的“纯洁”。文武之间便这样以政治认同强行分割为两个颇具敌对意识的集团,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出将入相”的传统价值观,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