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镇被攻占后，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吸取南京战的教训，在战事趋向高潮的9月中旬，陈诚找到代替他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设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出人，负责运送部队渡江，在江边设立了4座专用码头，每个码头每天至少保证10艘轮船在岗。由于武汉会战在外围进行，留在武汉的部队有限，最后这4个码头南北转运的军队也不过一万来人。

此时，武汉市面上并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早在1938年春，武汉市民和机关向大后方的疏散就开始了。8月中旬，蒋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时城内除军事人员外，滞留的市民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有限了，加上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所以市面上并没有窒息感。正如黄鄂要塞司令部总台副瀛云萍所言：“武汉撤退不像南京那样乱，损失也不像南京那样大，重要的物资早已撤走，是一次有准备的撤退。”

因为蒋介石有一个机关和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冈村宁次拿到这个情报后进行的“敌情分析”认为蒋介石要死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实际上，打到这个程度，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层层消耗日军而非决战武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冈村出乎意料地误判了这一点。

南京的畑俊六和东京的参谋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又会碰到南京那样的战斗。不过，冈村到底还是聪明人，到9月初已发现情况不对，他重新审视江南江北战局，认为“武汉驻军寥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再调军队入围武汉城市”。

田家镇陷落后，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队已打到华容镇（鄂城），海军已过团风（黄冈）。

进入10月下旬，武汉三镇的陷落已不会超过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的2800多吨钢铁材料，经水路转移到汉水上游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于长江，以免被日军利用。关于长江上游的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一律规定最迟在10月26日开出，之后的报运机关和请运人员将被一概谢绝。

这个司令部是在南京下关成立的，专门负责水路运输任务，最初司令是庄达少将，后由交通部长、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庄改为副职。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抢运出大量物资。武汉由于处于水路枢纽位置，会战开始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游宜昌和重庆转移物资和人员。但船舶运输司令部的船只有限，于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船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会议的这个布置，使参加会议的人员意识到：10月26日是撤离武汉的最后一天！

开完会，司令部秘书陈良屏来到大街上。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军车不时呼啸而过。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既负责军需品转移，也负责市民和商业机构转移，只要提出申请都一一满足。当然，也有不愿意走的，只好听任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儿庄大捷后，很多原本离开武汉的市民认为局势已经好转，日本人不会攻打武汉，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镇。再有就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武汉空战中曾一次性击落27架日机，导致后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没再遭受日机轰炸，一些观望的市民于是打消了迁走的念头。本来呢，从上游宜昌下来的船，把装载的粮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后，任务是接上市民再开走。但春夏之交，由于很多市民不愿离开武汉，导致返航的船只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蒋介石的再次下令。

望着武汉街头，陈良屏似乎闻到南京血腥的咸味，他想的是：日军攻占武汉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听副司令庄达说，蒋介石此时还没撤离，陈良屏默默舒缓了一下，似乎吃了个定心丸。

尽管如此，当夜他仍几乎一夜无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陈良屏到司令部后，听同事们正在议论，说江北的日军已攻取黄冈，黄陂也发现敌情；江南的日军则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这一天，陈诚召集第9战区的众人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阳（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会议，布置撤退问题。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关麟征和罗卓英吵了起来。

已升为第32军团长的关麟征，本来隶属于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在会上，按陈诚的安排，关的部队和李延年军团调给罗卓英第19集团军指挥。同样属于中央军的关麟征不服罗卓英，觉得自己还是在汤恩伯下面打得顺手（关麟征很傲，也顶撞过汤恩伯，但最终还是认可汤恩伯的）。

几个月前打徐州会战时，关麟征率部向归德撤退，至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砀山、杨集间的大桥，在日军于桥对面建起火力封锁线的情况下，关麟征带15名骑兵敢死队员，一个冲锋就冲垮了日军的工事。后来在武汉开会时，蒋介石问关麟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关麟征只回答了一句：“我是校长的学生。”

蒋介石非常满意，在会上说：“各级部队长就要像关麟征这样，退得下来，冲得上去，身先士卒，何愁敌寇猖狂？”

再后来，关麟征受到蒋介石关照，升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继胡宗南后黄埔系里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

关麟征

关麟征虽然小罗卓英将近10岁，但却不买罗卓英的账。罗卓英呢，虽然是“土木系”二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但并非跋扈之人，面对暴脾气的关麟征，只是不冷不热地点了一句：“这是战区的安排而已。”

罗卓英的意思很明显，并非我想要你“关大刀”。

就这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关麟征的部下张耀明不免替关担忧。在座的卢汉、李延年、李仙洲、甘丽初、张冲、方靖等人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两个人吵。怎么说话呢？一个桀骜不驯，一个是陈诚的影子，事情最后还得陈诚来了结。

陈诚能说什么呢？一拍桌子，吓了关麟征一跳。

关麟征的桀骜脾气，陈诚早就知道，也领教过，那是10年前，当时陈还是他的起家部队第11师副师长，关在他手下做团长，罗卓英则是参谋长。当时罗想联合诸人拥陈上位做师长，问到关时，关表示不屑。后来陈当上了师长，关另投他部，否则关也是“土木系”元老了。

陈诚并不是个记仇的人，所以后来对关麟征还不错。只是此时陈诚觉得关麟征有些过分了，虽然罗卓英脾气好，但在这样的会上，也不该这样叫他下不来台，于是一锤定音，说：“雨东（关麟征字）！你何来急躁？此事已定，服从军令，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会战行将结束，在协作转移上不得出现任何问题！散会！”

回过头来再说武汉。

这几天，船舶运输司令部渡江处和渡河处都很闲，没接到任何渡送军队撤离的任务。军队前些天都已经撤下去了。

武汉江防工事中还留有最后的哨兵，但用陈良屏的话形容，此时“瞭望枪口，寂静无声”。

10月24日午前，司令部所属船只都已开往长江上游，各方面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坚持不走的，也不能绑架，但已是寥寥。

武汉三镇已相当于一座空城。

但是，还有招商局的一艘名为“江兴”的大型火轮没走。

按这艘巨轮的计划，将于24日午后两点，接走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公职人员和市民。此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面还有一艘速度轻快的小火轮在江边待命，定于当晚9点再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24日下午两点，“江兴轮”装满了人，然后准时开出。这时候，蒋介石还没走。

这一天，日军第6师团前锋已迫近汉口郊区。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要面子，别人不催他走，他就不走。催他走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也不行，还必须是非嫡系出身的将官，比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这样的。也有人说，是在做样子。“做样子”在中国的词典里是个贬义词。问题只是在于，在日军马上就冲进城的情况下，谁能做这个样子呢？

蒋介石没走，宋美龄当然也没走。

进入10月中旬，大家就都催促蒋介石离开武汉了。蒋介石不走，大家也没办法，只好陪着。侍从室主任林蔚已经口干舌燥，另一位主任陈布雷的话蒋也没听。

这时候，还没撤离的，除了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徐永昌等少数高官。陈诚此时在长江南岸的崇阳第9战区司令部，李宗仁长江北岸的钟祥第5战区司令部。

蒋介石告诉林蔚，武汉是国民政府行都，现在抗战即将到新的时期，他需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借此鼓舞军队和国民。

林蔚和陈布雷互相看了看，也无话可说。

陈布雷怎么想的，林蔚不知道，林蔚想的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问题是，万一被日军抓了俘虏，那这一切就太荒诞了。

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毕竟是天蝎座。

关键时刻，徐永昌的话起了作用。他再一次告诉蒋介石，必须最晚在10月24日撤离，因为武汉城中已经混入日军便衣队。如果再不走，就真危险了。

徐永昌说：“这不仅仅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终于答应在10月24日撤离。这时已经是10月23日清晨。

林蔚的心才放到肚子里，但随即又提到嗓子眼。因为跟汉口机场地面站联系后，一时间抓不到飞机。

林蔚脑袋顿时大了三圈。

当时蒋介石并没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打蒋介石的牌。当蒋介石决定24日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这时候，武汉外围基本上已经没中国军队了。

24日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侍从室的一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几乎难以说清的情绪下，汉口机场地面站的留守人员打电话来，要蒋介石一行在晚上7点前赶到机场，很快会有一架飞机降落。林蔚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在林蔚等侍从室留守人员的簇拥下，蒋介石、宋美龄走出珞珈山寓所旁的防空洞，傍晚6时，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机场。

此时汉口机场进行了灯火管制，只有飞机降临前才会打开灯光。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站在黑暗清冷的机场跑道边，遥望着武汉上空的天际。按计划，他们要飞往湖南衡阳。

终于，一架中航商用飞机降落在机场。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上了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漆黑中向南飞往衡阳。

在蒋介石所乘飞机起飞后，白崇禧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往武汉西北面的钟祥，到那里去跟李宗仁会合。

在此之前，徐永昌也已经撤离。

该走的都走了。

但蒋介石又回来了。

蒋介石所乘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导航员也是个菜鸟。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宋美龄：“我们迷路了。”

宋美龄说：“为什么？”

导航员说：“现在飞的方向可能不是衡阳，导航系统出了问题。飞机已经盘旋了一会儿，照这个情况下去，到不了衡阳我们的飞机就没油了。即使到了衡阳，也应该是半夜，而我们的飞行员是个新手，大约没办法保证在黑夜中平安降落。”

宋美龄问：“你什么意思？”

导航员说：“看来我们得飞回汉口机场了，需要在那里重新加油和校对飞行航向。”

宋美龄说：“你疯了吗？”

导航员耸耸肩，说：“夫人，机上有您和委员长，我们飞行责任重大。在现在的情况下，为了万全，必须返回汉口……”

宋美龄一闭眼，说：“必须？只能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是这个意思。”

宋美龄说：“没别的办法？”

导航员说：“没有。您知道，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短……”

宋美龄想说她不知道。但有什么意义呢？她只好告诉蒋介石，后者这时候也有点惊了，他想到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因飞机迷失方向撞在城楼上殉难的事。他再次通过宋美龄问了一句：“必须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委员长先生，必须飞回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安全。”

一边是飞回去，闹不好被日军抓俘虏；一边是继续往前飞，闹不好空难坠机。你选哪一个？

蒋介石当然会选择前一种。

虽然蒋介石经常坐飞机，对此不憷头，但他也明白，这天上的事都是说不准的。

但飞回去也不那么容易。汉口机场此时已经一片漆黑，而机上与机场地面站的电报联系又一度中断，所以飞机只能在漆黑中盲目地寻找汉口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面无表情，只是闭着双眼，他是否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飞机在武汉上空来回盘旋。难道汉口机场不见了？此时燃油已快耗尽。如果再找不到机场，只能一头撞山了。幸好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们用电报联络上了机场地面站。最后坚守岗位的职员在机场亮起备用的红灯笼。因为这架飞机刚才飞走后，士兵立即破坏了机场的电力系统。

飞机轰隆着着陆。

跑道边，已经来了一些工兵，他们正准备在跑道上埋雷，破坏机场的各种设施。当地面站的职员发现蒋介石又回来了，一个个的大惊失色，慌忙把一行人接进机场边的房子。

蒋介石听到从汉口郊区传来的枪声，已经开始密集了。

日军第6师团牛岛支队佐野虎太第23联队进抵汉口北郊戴家山了，最后留守的部队为延迟日军攻入武汉做最后的努力。三镇多处起火，城中潜伏的军统人员正在做最后的破坏了，日本正金银行等建筑被破坏殆尽。

当机组人员重新定位好航向，在工兵爆炸机场汽油桶之前，为飞机加满了油。当飞机再次升空时，已经是10月25日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日军就进城了。

这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几次遇险之一。

整个事件像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最终还是安全地飞走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江兴轮”了，它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

就在它开出武汉3个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突然接到白崇禧来电，说此时在汉口日租界还有6座高射炮、500箱弹药和一个高射炮队，叫“江兴轮”立即返航，等守备日租界的部队撤退时，把高射炮、弹药和士兵运送出来。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本来就是为战时运输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崇禧的命令无可指责。如果说有指责的话，就是这个命令下迟了。白崇禧不知道，此时“江兴轮”上，除载有最后一批撤离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决定最后一刻离开武汉的市民。

电报中，白崇禧说：“此时倘有贻误，以军法论处！”

也就是说下了死命令。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缺少对付日本飞机的防空武器，所以白崇禧很看重这批高射炮。没办法，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只好叫“江兴轮”掉转船头，拉着满满的一船人，重新向武汉驶去……

要知道，这已是日军攻入武汉的前一天了。

前面说过，除“江兴轮”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有一艘速度更快的待命小火轮，叫“建兴”。接送日租界的武器弹药，派“建兴轮”去再适合不过了。大约是因为这艘船太小了，所以最后决定叫大、小两艘火轮同时返航。

“江兴轮”开出武汉是10月24日下午两点，在傍晚5点多接到的指令，回航3个小时，在晚8点多重新停靠在汉口码头。船上的人员尤其是市民陷入巨大的焦虑中。他们都清楚：多停靠一秒就会增加一秒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呈几何递增的。

但此时高射炮守备队还没撤离，士兵们正在破坏日租界的建筑，当联系上他们并将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装上船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3点。弹药可以装到船舱，而高射炮却没办法下舱，只好放在船面上，用帆布蒙了起来。

就这样，“江兴轮”重新起航，像个落伍的伤兵一样，奋力向上游开去。

“建兴轮”则显得轻便快捷，最主要的是可以不选择水线，自由地直航，所以开着开着，就甩下“江兴轮”了。“江兴轮”呢，作为当时的超级火轮，必须按“曲线水槽”前进。也就是说大船受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按一定线路航行，而不能像小船一样在江面上直行。当行至新堤江面（临近洪湖）时，“建兴轮”已超越“江兴轮”20多公里了。

天色已亮，到10月25日清晨了。

“建兴轮”追上了军委会侍从室的“建武轮”。

蒋介石走前，曾命令侍从室的主要人员先撤。武汉撤离虽不像南京撤离那样仓促，但对最后的撤离者来说，仍有自己不可知的命运。蒋介石本来想叫陈布雷坐飞机走，但后者表示和同事坐“建武轮”走水路就可以了。

“建武轮”上除陈布雷等侍从室人员外，还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包括副司令庄达和秘书陈良屏等人。他们启程时，已是10月24日下午。相对于飞机，水路撤离自然更危险。当天他们就遭日机袭击，射造成十多人死伤，当时陈布雷藏身锅炉旁，身上的长袍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幸而本人没被击中。

按当时的规律，船只离开武汉超过15公里，也就是说超出武汉卫戍区防空范畴，就随时可能遇到日机。攻击长江航道的日机通常是水上飞机，不携带炸弹，只配备机关枪，两架编为一队，看到中国船只后，先用机枪扫射，来个下马威，随后一架在空中监视，另一架俯冲，或干脆跟个大蜻蜓一样落在江面，机上日军做出检查手势，用蹩脚的汉语说：“你的国军？”“武器的有？”“检查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航道上空的日机，见到中国船只后，不是一律攻击，如看到船上有士兵和军用物资，攻击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是纯粹的民船，或船面上贴有“百姓回乡”之类的字样标志，日机通常在确定不是军船后，就会兀自飞走。这不是日军飞行员有多好心，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在军用船只上取得战果的考虑。

对中国这边来说，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通常都会把物资塞到舱里，船面上放些别的东西迷惑日军，在日军询问时，穿便衣的押送人员会揭开篷布一角，表示都是百姓用的东西，并无军用物资，会来事儿的船工再鸣笛三声，表示向日军“致敬”。这样的话，日机就会得意洋洋地飞走。

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

大家几乎同时闭上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副司令庄达随即叫3名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人员外加一名水手，乘火轮上的一艘备用小木船前往下游出事地点进行查看，命令他们3日内赶到沙市会合。

几个人领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出事地点，也就是新堤江面，但那里已归于平静，此时天空晴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面空空荡荡，“江兴轮”消失了。他们下船后，到附近村子打探，有村民说，不久前听到激烈的交火声和巨大的轰鸣声，有人爬到房顶上观看，远远望见江中大轮船上的士兵用机枪射击日本人的飞机，但船最后还是被炸沉了……

正如村民描述，此时“江兴轮”已沉卧江底。

我们回到事发当时，1938年10月25日清晨，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6点钟左右，两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并迫近“江兴轮”。此时轮船上人满为患，军民混杂，日军发现军人后，立即用机枪扫射，随后飞行员打手势，叫“江兴轮”回航武汉。自然遭拒绝。船上高射炮队的士兵悄悄拉开所蒙帆布，朝日机开火，当即击中一架，但没有坠落，跟另一架跑掉了。

日机跑掉后，“江兴轮”上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人员觉得事情危急，建议立即将船搁浅岸滩，疏散人员登陆。但由于船上人太多，这个建议传了半天没传下去，而且高射炮队的一位连长认为，日军水上飞机不足惧，因为他们不携带炸弹，只有几挺机关枪，火力十分有限，根本不是船上高射炮的对手。

在连长的命令下，6门高射炮对空架设。但他忽略了一点：日本人的水上飞机确实不能携带炸弹，但他们却可以给轰炸机报信。也就在高射炮队的士兵还在架设炮位时，4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呼啸而至。

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

日机循环往复地盘旋俯冲，除了炸弹外还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时间，“江兴轮”上妇女的嘶喊声、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咒骂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高射炮手倒是勇敢，在轰炸中对空还击，虽然击中一架俯冲的日机，但于事无补，另外几架日机死死咬住“江兴轮”，船上的炮手也接连受伤。此时中舱起火，船尾中弹严重，船身开始缓缓下沉，为求生，很多人都跳到江里。

武汉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船上。在阵阵爆炸声中，位于三层边舱的他，先是用随身携带的绷带把妻子和自己连在一起，叫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先跳入江中，随后李世芳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跳到江里，如何就是脱身之策？

但这时候，船上的人除了跳江外再没其他办法。日机像带刺的马蜂，无论怎么驱赶都驱赶不走，一圈圈地把毒刺扎过来。“江兴轮”已遍体鳞伤，船尾完全沉下，船头悲怆地翘起……

一个浪头打过来，绷带开了，李世芳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消失不见。

李世芳大叫一声，喝了口水，两手下意识地一松，另外两个孩子也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江中人头攒动，日机上的机枪不停扫射，很多人中弹，江水渐红。会游泳的人，拼命往岸上游；不会游泳的人，很快就下沉了。

李世芳顺流被冲了30多公里，才被村民救起。

按陈良屏回忆，“江兴轮”沉没时载有乘客一万多人，只有84人生还。

这是个大疑问。按当时情况，即使是大型客轮，尤其是内河行驶的江轮，即使上面都挤满了人，是否能装下一万多人？南京战时，被唐生智“赶”到武汉的两艘大型客轮的标准载客人数是800人，即使超载，2000多人当是极限，否则船只正常行驶都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兴轮”装了一万多人这件事使人难以置信。

但遍查史料，有关“江兴轮”的记载少得可怜，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记载，都是来自陈良屏的“一万多人”这个“原始数据”。唯一期待的，只能是以后相关档案的真实披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