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783期。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主要包括老蒋领导的中央军，和没来及、或者没有足够能力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军人的表现还是足够有血性的，包括多数军阀大佬，积极出兵抗日。“四川王”刘湘病死在抗战途中，“李白”的桂系精锐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其他像滇军、晋绥军甚至西北的马家军，也都在战场上做出了贡献。一些大军阀虽然给民众造成过负担和伤害，但在抗日热情及民族大义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争气”，有兵有权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中，出了两个按兵不动的人：盛世才和刘文辉。这两人知名度不低，但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新疆和西康的地方国民党军，都没有向前线派出哪怕一兵一卒。盛、刘当年的表现，确实是非常拿不出手的。但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他们的评价却完全不同。
盛世才出身东北军，后来远离家乡到新疆发展，通过灵活的手段勾结当地势力，竟逐步内斗成了“新疆王”，确实算很有能力的人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那里是老蒋颇为头疼的独立王国。盛世才也是看重这一点，认为日寇短时间内无法威胁到我国大陆内部。他在国府、苏联和我党之间反复横跳，1938年，盛世才甚至成了苏共党员。但他只想渔利，全民族的抗战似乎与他无关一样，自始至终盛世才都没有出兵之意，继续在新疆搜刮民脂民膏，直到1944年被蒋某人赶下台。
刘文辉本是川军大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四川内战中败给刘湘，转而经营临近的西康省。此地相对贫瘠，但全面抗战初期刘文辉也已经掌握了3万多正规部队，有一战之力。刘文辉借口防卫川康，没有率部上前线，倒是自掏腰包捐了五十万元，充当抗日经费。应该说其表现比盛世才稍好，但按照他的身份和实力，也不怎么磊落。
归根到底，两人都是军阀思想作祟，怕大举出兵影响了自己在当地的统治，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阀集团会被老蒋瓦解掉。另外两人在地理位置上距前线较远，让他们率军参战的需求不太迫切。但这不是借口，跟刘湘、龙云等情况类似的大佬比起来，他俩的境界和格局确实差得远。1943年盛世才秘密下令杀害革命烈士毛泽民、陈谭秋，后期他又跟随国民党败军逃到了台湾，是彻底无法“洗白”的人。
刘文辉就不太一样了。在红军长征时，刘文辉的实力不强无心缠斗，因此有意放走中央红军。1935年我军“飞夺泸定桥”时，桥上虽被撤去了木板，但刘文辉却没有下令直接炸掉铁索桥，其用意耐人寻味。再加上此后多年来和周总理的秘密联系，刘文辉随时等待发动起义，终于在1949年12月弃暗投明。显然，他在解放战争末期还是有功的。建国之后刘文辉的待遇和外部评价都不错，还成为了林业部长。就他的过往历史而言，能在新中国当上这样的高官，我方真是对他既往不咎了，甚至是十分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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