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参观了一个江南版本文化展，里面陈列了大量长三角地区的江南古籍版本展品，展现了江南地区悠久深厚的文化历史与内涵。

其中有一块展板列出了长江流域代表文学家和流派，以江浙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包括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在历史上曾出现许多文学流派和大文豪，如吴江派、吴中四才子文徵明和唐寅等、四大名著的作者、陶渊明、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原来他们都出身于江南地区。

而这一盛产江南才子、文气兴旺的东南地区、江淮一带，俨然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也正是黄庭硕这本《南国多秀士》一书中所指的“南国”。

本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统计分析，对唐末至北宋建立之初江淮一带东南地区士人和寒素人士的入仕情况进行梳理，观察和探究在这一重大而多变的历史时期中，南方士人是如何通过科举进入王朝政权的权力中心，成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力量，构成宋朝文治的重要组成，而中国的文化重心又是如何从中原转移至东南地区，并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重地。

但在唐代之前，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伊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即以河洛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王朝的权力核心掌握在该地区的世家士族手中，大量的官员都出身于此，南方和东南地区近千年间都处于权力的边缘。

在唐代，许多文人的主要出路和人生抱负是入朝为官，这一途径主要通过门荫和科举实现。而在关陇集团权力掌控的官僚网络之下，东南士人更多的是通过科举来实现入仕的目标。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廷开始致力于发展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这也给东南地区的士人带来更多上升的空间。

通过对当时考上进士的士人籍贯统计，可以看到东南的寒门士人入仕的占比有所提升，但彼时能谋到官职的仍以基层职位为多，权力核心的高官仍是以北方士族大家为主。随着政局的动荡，不少士人也回流到东南地区发展，成为一股特殊的政治文化力量。

直到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及至南唐政权的兴起，相对于政权更迭频繁、时局动荡的北方中原政权，相对稳定的东南地区政权有更多的机会发展经济文化，完善体制，文治成为重要的需求，这也给予了东南士人发展提升的空间。

随着江淮一带文化经济逐步崛起，东南士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积累，更多地接触到政治权力中心，也由此实现阶层跃升。

一心恢复唐制的南唐政权大力推动科举文化，吸纳人才，崇文之风愈盛，这股风气也一直影响并过渡到北宋建国。

建朝之初的国家建设需要有文官来主持，而经历过武将黄袍加身才登上皇位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武将自然有着诸多忌讳猜疑，也让他转向了以文治为主的治国方针，由此通过大力科举制度向全国士人开放，招贤纳才。

积淀了深厚文化能量的东南地区士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时代，改变宋朝廷“重北轻南”的格局，成为宋代统治集团的重要势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建设。

当我们跟随历史发展的脚步跨越宋元，来到明清时期，可以看到江南地区的制造业和商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加上东南沿海地理环境的优势，这里也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地区，并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成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领头羊，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格局和影响力已经无法撼动。

这一切既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致，又何尝没有已经进入国家权力核心的东南士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