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抓到一对母女，不料惹到大人物，悄悄将其放回，还托人道歉

1944年的一个清晨，湖北某村庄突然闯入一队伪军，他们粗暴地将一对衣着朴素的母女从家中拖出。伪军头目原本指望着靠这对＂女八路＂在日本人面前邀功，谁知一位神秘的老保长突然现身，只说了几句话，这群嚣张的伪军立刻脸色大变，不但将母女二人平安送回，还托人带去道歉信。究竟这对母女是何来历？那位老保长说了什么，竟让这群无法无天的伪军如此忌惮？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贺健将军的传奇从军路

世人只知贺健将军是抗日战场上的虎将，却鲜有人知他年少时曾是个让族中长辈头疼不已的顽童。1916年，贺健出生在湖北一个殷实的中农之家。与寻常农家子弟不同，贺健自小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性格。

那时候，村里的孩子们大多随父母下地干活，贺健却总爱往县城里跑。每到集市日，他总能在人群中第一个发现打把式的江湖艺人，甚至还曾偷偷跟着外来的说书人学了几段《三国》章回。族中长辈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常说：＂这孩子，莫不是要跑江湖去？＂

1932年春天，十六岁的贺健在县城见到了一支威风凛凛的队伍。那是当地驻军换防，士兵们整齐的步伐和闪亮的武器深深吸引了这个少年。当天晚上，贺健便悄悄溜进了征兵处，谎报年龄要求参军。

＂你家是哪个村的？＂征兵官问道。

＂清水湾贺家村。＂

＂可认得贺德寿？＂

＂是我四叔。＂

＂那就是了，你还没到年纪吧？＂

没想到征兵官竟与贺家沾亲，当即派人通知了贺家。第二天一早，贺健的大哥便火冒三丈地赶来，拎着他的耳朵将人带回了家。

这次失败并未打消贺健从军的念头。1934年，十八岁的贺健听说邻村组建赤卫队，立即报了名。这一次，他学乖了，对家里谎称是去帮人看庄稼。就这样，贺健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赤卫队期间，贺健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一次，他们接到消息说本地一个大地主勾结土匪准备烧粮仓。贺健主动请缨前去侦查，三天两夜不眠不休，终于掌握了对方的具体计划。这次行动之后，贺健在赤卫队中渐渐有了名气。

1936年春，二十岁的贺健经过赤卫队领导推荐，正式加入了八路军。临行前夜，他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只说自己去外地做生意。直到半年后家里才得知真相，但为时已晚，这个倔强的少年已经走上了他注定不平凡的从军之路。

在部队里，贺健很快就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不但武艺出众，更重要的是具有过人的指挥才能。新兵集训时，他创下了全营投弹第一名的好成绩。一次夜间行军，队伍遭遇敌人伏击，贺健临危不乱，带领战友们成功突围，由此在部队里崭露头角。

战场上的虎将风采

从1936年入伍到1944年，贺健在战场上的战绩令人惊叹。他带领的部队以灵活机动著称，特别擅长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在一次次战斗中，贺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作战方式。

1937年冬，贺健所在部队在河北某地遭遇日军包围。当时日军投入了一个联队的兵力，企图一举歼灭这支抗日武装。面对优势装备的日军，贺健提出了＂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战术。他将部队分成十几个小组，每组不超过二十人，由熟悉地形的老兵带队，利用夜色分别向不同方向突围。这个战术出乎日军意料，最终八成以上的战士都安全突围。

1938年春，贺健担任了一个中队的中队长。他创造性地将当地农民使用的套装马车改装成武器运输工具，在车厢底部加装暗格。这种伪装方式使得他的部队能够在敌占区自如活动，多次完成了武器弹药的转运任务。

在带兵打仗方面，贺健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规定部队必须＂三不打＂：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得不偿失之仗、不打伤亡过大之仗。每次战斗前，他都要求侦察员反复侦察，掌握敌情。他常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939年的一次战斗最能体现贺健的指挥才能。当时，日军在某个重要的交通要道设立了一个据点，妨碍了我军的补给线。贺健观察到，日军每隔三天都会派出一支运输队补给这个据点。他立即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先由一支小分队装扮成当地农民，打探清楚日军运输队的具体路线和时间，然后选择在一处狭窄的山路设伏。

战斗发生在一个雨天的清晨。日军运输队刚进入伏击圈，我军就开始了突然袭击。贺健事先安排在制高点的机枪手，封锁了日军可能的退路。整个战斗持续不到半小时，就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而我军仅有两名战士受轻伤。

到了1940年，贺健的名字已经在当地日军中传开。日军为了对付他，专门制定了一份《对付贺部队作战手册》。手册中详细记载了贺健部队的特点：行动迅速、战术灵活、情报准确。日军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幽灵队长＂。

贺健对待部下既严格又体贴。他要求所有干部必须带头冲锋，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在日常训练中，他坚持和战士同吃同住。1941年秋天的一次行军中，有个年轻战士的鞋底破了，贺健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鞋子换给了那个战士。

在1942年至1943年间，贺健的部队多次执行破坏敌军铁路和电线的任务。他发明了一种＂快速拆铁轨＂的方法，只需要六个人就能在十分钟内拆除一段铁轨。这种方法很快在各游击队中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破袭作战的效率。

母女被俘事件始末

1944年7月的一个清晨，湖北某村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的事件。贺健将军的妻子张月英和女儿贺小云在返回老家探亲途中，被一队伪军拦截盘查。当时张月英和贺小云身着普通农家妇女的衣着，骑着一匹老马沿着乡间小路前行。

这支伪军是新上任的伪军队长王德贵率领的。王德贵一直想在日军面前表现，正好这天带着二十多个手下在村口设卡盘查过往行人。当伪军将张月英和贺小云带到村口临时设立的检查站时，张月英出示了一张普通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是以当地农户的身份办理的，上面写着她们是去邻村走亲戚。

王德贵仔细打量着这对衣着朴素的母女，觉得她们举止不像寻常农妇。特别是那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说话时的语气和用词都透着几分教养。更可疑的是，他们在张月英的包袱里发现了一本课本和几封信件。

伪军立即将母女二人押到了村公所。王德贵认定她们是八路军的家属，打算将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日军驻地。就在这时，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保长李守义闻讯赶来。

李守义是这一带有名的乡绅，在当地颇有威望。他年轻时曾在省城读过书，与不少地方要员都有交往。李守义一到村公所，就把王德贵叫到一旁低声说了几句话。随后，王德贵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原来，李守义早就认出了张月英的身份。在抗战初期，贺健曾经救过李守义的儿子。当时李守义的儿子被日军抓去当劳工，是贺健带队突袭了日军的劳工营，救出了包括李守义儿子在内的几十名青年。这个恩情，李守义一直记在心里。

但李守义并没有直接告诉王德贵张月英的真实身份，而是暗示他这对母女的背景非同一般，如果伤害了她们，后果不堪设想。王德贵虽然不知道具体详情，但也意识到自己惹上了不该惹的人物。

当天下午，王德贵不但亲自将张月英母女送回村里，还托人带去一封道歉信和一些礼物。为了以防万一，他还特意派了两个手下远远护送，直到确保母女俩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件事之后，王德贵变得格外谨慎，再也不敢随意抓扣过往行人。而李守义则派出自己的侄子，秘密护送张月英母女到了安全地带。直到战争结束后，张月英才知道当年李守义出手相助的原因。

这起事件虽然惊险，但最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贺健后来得知此事，专门派人送去一封感谢信，表达对李守义的谢意。而李守义则一直对外宣称，那天只是自己碰巧路过，顺手帮了个忙。这种低调的态度，也正是那个年代众多普通百姓在危难时刻互帮互助的真实写照。

伪军队长的结局

母女被俘事件过去三个月后，伪军队长王德贵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44年10月的一天，日军宪兵队突然包围了王德贵的驻地，将他和几个亲信押送到了县城。

原来，在张月英母女被释放后，当地另一支伪军头目马洪杰向日军告发，说王德贵私自放走了重要的抗日分子。马洪杰与王德贵素有积怨，此前两人就因地盘之争多次发生冲突。这次他看准时机，不但告发了王德贵放人一事，还添油加醋地说王德贵一直在暗中资助抗日武装。

日军对这个指控极为重视，立即展开调查。他们搜查了王德贵的住所，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账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王德贵确实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当地百姓发放钱粮。虽然王德贵辩解说那些都是正常的军需开支，但日军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就在日军准备对王德贵进行审讯的当晚，县城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八路军一支精锐部队突然发动了夜袭，而且直奔日军宪兵队驻地而来。战斗异常激烈，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一小时。当黎明到来时，日军宪兵队的驻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更令日军震惊的是，他们不但损失了大量人员和物资，关押在地牢里的王德贵一行人也不见了踪影。日军立即在县城周边展开地毯式搜索，但始终没有发现王德贵的下落。直到一个月后，才有人在一百多里外的山区看到王德贵的身影，据说他已经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武装。

这次夜袭行动的指挥官正是贺健。当他得知王德贵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实施营救。这不仅是为了报答王德贵放走妻女的恩情，更是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行动中，贺健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分队，专门负责解救王德贵。

获救后的王德贵彻底转变了立场。他主动向八路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日伪军的部署、军需物资储存点等重要信息。这些情报为后来八路军在当地的几次重要战斗提供了关键帮助。

而告发王德贵的马洪杰，在事后遭到了日军的责难。因为这次夜袭造成的损失太大，日军认为是马洪杰的告发打草惊蛇，导致八路军有充分时间策划这次行动。马洪杰被日军革职查办，最后在一次醉酒后落水身亡，结束了他的伪军生涯。

这起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人们说，这是王德贵积善得善报，也说这是贺健将军以德报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故事给人们带来了一丝温暖，也让更多的伪军看到了改邪归正的希望。

事后有人问王德贵，当初为什么要冒险放走张月英母女。王德贵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良心的声音。＂这句话后来被当地百姓多次传颂，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生动注脚。

战后生活与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贺健回到家乡，开始了他的战后生活。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他被任命为当地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这个岗位上，贺健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诸多挑战。

1946年春天，贺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器收缴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先在各村设立临时登记点，让百姓自愿上交战争遗留的武器弹药，并给予适当补偿。这种方法既避免了强制搜查可能带来的矛盾，也确保了战后社会的稳定。短短两个月内，就收缴了各类武器两千余件，弹药数万发。

同年夏天，贺健着手解决当地的土匪问题。他发现很多土匪都是因战争失去生计的农民。于是，他提出了＂以工代剿＂的策划，组织这些人参与公路修筑和水利工程建设。这个办法使得许多土匪放下武器，重返正常生活。到1947年底，当地的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1948年，贺健开始关注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他根据每个退伍军人的特长和意愿，帮助他们选择适合的工作。有的去了工厂，有的回乡务农，还有一些人被安排到了地方机关工作。其中，曾经的伪军队长王德贵就在贺健的推荐下，成为了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带领农民开展农业生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贺健更加投入到地方建设中。他特别重视教育事业，主动捐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在家乡建立了一所小学。这所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邀请老战士来校讲述抗战故事。贺健的女儿贺小云后来也在这所学校任教，将父亲的事迹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

1950年代初，贺健积极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经常下乡调研，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建议下，当地采用了＂农忙互助、农闲自主＂的模式，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照顾到农民的个人意愿。这种灵活的做法，使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进展相对平稳。

晚年的贺健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生活简朴，待人和蔼。他经常接待来访的老战友，与他们一起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着家人去祭拜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到1960年，他已经整理出一本详细的阵亡战士名录，记录了每个人的牺牲经过和家庭情况。

贺健还特别关心战争遗孤。在他的倡议下，当地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资助烈士子女完成学业。他自己也收养了两个烈士遗孤，将他们抚养成人。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成才，一个成为了医生，一个成为了教师，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2年，年迈的贺健将自己的军事笔记和作战日记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这些珍贵的史料记录了抗战时期的许多重要战役，成为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直到1965年去世，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关心和对后辈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