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回忆1958年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领导同志

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因为一位特殊人物或事件，变得异常光彩夺目，让人们受到巨大的鼓舞而常驻心中。 1958年10月31日，是一个值得永远怀念的日子，使我感到无比幸福难忘。这天夜里，在豫北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 当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一列草绿色列车，从北京方向开来，在开道车的引导下，于黄河北岸新乡车站停下，列车上乘坐的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列车刚一停下，毛泽东主席就在他的专列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而后，又接见了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我有幸成为被接见的几十位同志之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想到这个日子，总是热血沸腾，一股暖流幸福的涌向全身。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不觉45个春秋过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已离开我们27个年头了，可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新乡车站的列车上，接见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同志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也不时在耳畔回响。这次幸福的会见，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接下来我就把这段珍贵的记忆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一 新乡地区，是河南省较大的一个地区，1956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报经中央国务院批准，于1958年3月将豫北原有的新乡、安阳两地区合并，成立了新乡地委和专署，统辖新乡、安阳、鹤壁、焦作四市和二十四个县。合并后，在总路线推动下，很快出现了大跃进的高潮，在大跃进中，新乡县七里营区的几十个高级合作社，于7月下旬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组织。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视察了七里营，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随后一、两个月的时间，全区便实现了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伴随着也出现了严重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假话的浮夸风、生产上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及特殊化等错误，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党中央、毛主席为纠正这一“左”的倾向，决定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夕，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新乡地委，说毛主席由京赴郑途中，在新乡车站停留，预计10月31日晚到达新乡，要求地委负责同志作好向主席汇报工作的准备。并由地委负责通知先期到达新乡七里营作调查研究工作的主席办公室主任田家英同志，一并来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0月31日下午，地委召开了各部办负责同志和县委书记紧急会议，对毛主席到来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要求遵守纪律，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与会同志都殷切希望见到毛主席，请求地委领导同志转达给毛主席。 下午5点多，地委专程将田家英主任从七里营接过来。省委书记处记史向生于晚7点也赶到新乡。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地委秘书长魏玉高和专署公安处长高雷同志，又研究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除公安处的干部全力以赴外，又从地委和专署机关抽调了40余名骨干，把这些同志集中到地委会议室开了专门会议。 魏玉高秘书长作了动员，他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今晚要路过新乡，很可能在车站停留，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地把同志们抽来，到车站担任保卫工作，这个任务非常光荣，要求同志们做到绝对保密，不准外传；下午6点前到达车站，听从指挥；坚守岗位，不准乱跑。” 到车站后，由高雷处长具体定岗。同志们听了心情非常激动，都想亲眼见到毛主席。下午6点前，所有同志均准时到达了车站，高雷处长具体安排了每个同志所负责的岗位。晚7点30分，先是一列轧道车开进车站，然后，毛主席的专列迎着夜暮徐徐进站了。当主席的专列停稳之后，省委史向生书记、新乡地委耿其昌书记、李炳源专员，在田家英主任引见下，登车去见毛主席。 二 耿其昌书记简要向主席汇报了新乡地区的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尤其新乡地区出现一县一社的情况，毛主席颇有兴趣的问：“是哪个县？谁当书记？谁当社长？ 耿其昌说：“修武县，是个小县，15万人口，原县委书记任公社书记，原县长任公社社长。”毛主席听了，哈哈笑了。耿其昌乘机汇报说：“主席，我们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各市县的书记听说主席途经这里，他们也都来到车站恭候，恳请享受一下主席接见的待遇。” 主席笑了笑说：“先让那个一县一社的书记来谈谈。”于是，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同志登上专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正在这时，传来一个与众多同志愿望相反的消息：陪同主席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担心主席太累。因为一出京就召开了沿途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到了新乡还要再开会、再接见，惟恐累坏主席身体。加上天气转寒，又是黑夜，下车接见唯恐不安全，想尽快让主席离开新乡到郑州休息。 听到这个消息，等候在车站上的同志非常焦急。大家心急如焚，就恳求田家英主任给出主意，于是田家英主任给大家出了个留住主席的好主意：找位同志，以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名义，写张大字报，希望向主席汇报工作。此计果然很灵，主席一听说有大字报，决定列车停下，召开座谈会，看看大字报。 田家英主任向地委传达了主席的意见：为便于谈话和讨论问题，座谈会规模不宜过大，以10人为宜，参加人员由地委决定，会议结束之后，主席下车，接见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同志。 顿时，等候在车站上的地、市、县委领导同志沸腾了。 参加主席座谈会的人员，由耿其昌书记作了决定，他们是：耿其昌书记、李炳源专员、刘东升副书记、新乡市委书记张苏斌、封丘县委书记韩洪绪、延津县委书记苗润生、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共计10位同志。 接着，这些同志在耿其昌引导下，登上主席的专列办公室，先由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一一核对了每人的姓名、职务、工作单位等，然后，将名单送交给主席，然后等着主席到办公室接见和开会。陪同主席开会的有史向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主席办公室主任田家英等。主席来到办公室后，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一握手。 大家就座后，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环视了一周，亲切地说：“今天，把各位父母官请来，想听听你们那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情况，大家有什么说什么，随便谈。” 三 对于10月31日晚七点半，在主席列车办公室召开10人参加的座谈会的情况，在我后来采访耿其昌书记时，他深情地作了如下说明： “主席的专列是10月31日晚七点半进入新乡车站的，当列车停稳后，省委专程迎接主席的史向生书记、我和炳源同志，在家英主任的引见下，登上了主席的专列办公室见到了主席。我向主席问好后，就简要向主席汇报了全区人民公社化问题、大办钢铁问题、大办食堂问题、深翻土地问题，主席不顾旅途听取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石家庄地委、邢台地委、邯郸地委负责同志工作汇报的劳累，决定召开我们地区部分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我们10位同志参加了座谈，主席最关心和询问最多的问题是大办钢铁、农业生产、群众生活问题，其他还有食堂吃饭和大跃进中的劳逸结合问题，强调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力戒浮夸等问题。大家谈了很多，主席作了深刻而重要的指示，我们深受教育。” 当时，出席座谈会的领导同志多是第一次见到主席，并同主席坐在一起开会，心情都十分激动和兴奋，一时不知从那里说起，谁也不先开口。这时，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大字报送到主席手里，主席接过大字报，稍看了一下，笑嘻嘻地问：“谁写的大字报？” 耿其昌书记回答说：“是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请主席去看看他们的丰收情况。”主席笑着，很幽默地说：“哦，你们写我的大字报，要我去，若不去，就是官僚主义喽！史向生作证。”接着开会，主席见都不好意思先开口，就拿起参加会议的名单，展在手中，先问延津县委书记苗润生：“苗润生，你是苗族？”苗润生立即站起身来说：“我是汉族，姓苗。” 主席点了点头，遂对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说：“你是温县的？”李树林马上站起来说：“我是温县的。”主席说：“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多次率军同诸葛亮对阵，现在那里还有什么遗迹没有了？” 李树林回答说：“境内还有‘晃粮冢’和司马懿的‘转兵洞’。据传这个‘转兵洞’是司马懿为了炫耀他兵多粮丰造的假象，为给诸葛亮斗智，堆起黄土，上边盖上柴草，并挖了一个十几里长的洞沟，让兵马在里边转，一直转了七天七夜，以显示其兵多粮足。”主席问：“这个转兵洞还有没有了？”李树林回答说：“还有，保存基本完好。” 当主席问到封丘县委书记韩洪绪时，耿其昌马上插话作了介绍说：“他是封丘县委书记，是应举公社那篇文章《一个苦战两年改变面貌的合作社》的作者。”毛主席高兴地说：“哦，你立了大功，办好一个合作社，也是不容易的事啊！” 接着，耿其昌书记汇报了全区大办钢铁的情况。主席问：“分给你们的钢铁任务是多少吨？有多少人参加？已经炼了多少吨？”耿其昌说：“省委分配我区炼钢5万吨，炼铁50万吨的任务，我们采取‘土法上马’，用‘小、土、群’的方法，不久就会过渡到‘大、洋、群’的方法，到目前，已完成17万吨，11月份，还要创出持续高产的奇迹来。” 毛主席听后，郑重的问：“‘土法上马’，那你们炼出来的是铁水还是渣渣？”耿其昌说：“炼出来的有铁水，也有渣渣。”主席又问：“给你们分配调铁任务了没有？都是哪里来调铁的？”耿其昌说：“炼出来调给北京、天津、上海。”毛主席问：“完成任务了没有？”耿其昌说：“还没有调。” 主席又问：“如果任务没有完成，你们准备怎么办？”主席一问，在坐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任务。”毛主席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说：“同志，你们革命革的很彻底哟，把群众的锅都革掉了。叫群众家里冒冒烟，也是可以的嘛。目前，这是一股风，这股风，恐怕是七、八级或已到十级喽。要压缩一下，要降降温，要去掉虚报浮夸，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不好。”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有多少人上山办钢铁？”耿其昌说：“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十万人上山了。”毛主席说：“你们的本事不小啊！能动员五六十万人上山，等于一个淮海战役喽，在山上吃住怎么办？死人没有？”耿其昌回答说：“吃饭是大食堂，住的是窝棚，还没有发现死人。”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吃住要搞好哇，每人每天要保证吃1斤半粮食，3钱盐、5钱油，还要有蔬菜，住宿要能遮风避雨，以后天气冷了，要动员部分人畜下山，搞不好要死人的哟！” 四 当有同志汇报说“工地上，群众情绪很高，干劲很大，苦干、实干、拼命干，连觉都不愿意睡”时，毛主席马上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连轴转？”耿其昌答：“也有，不普遍。”毛主席又说：“同志，不行呀，连轴转，会转死人的呀！要有劳有逸才行。你们的脑子热的很，不睡觉怎么行！要下命令让群众睡觉，这是一件大事，你们对群众睡觉要研究，比如，做活紧张时，要不要让群众就地睡半个小时？每天，成年人睡8个小时，睡7个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活稍松时，睡7个小时，在工地让群众睡1个小时，这要当成任务，要‘强迫’命令。吃饭、睡觉，两件大事，有劳有逸，劳逸结合，效率才能高。我说这些，你们赞成不赞成？” 耿其昌说：“过去秋收种麦这段再实行。”毛主席听了，不太满意地说：“怎么过去这段再实行？现在就要实行。要研究个‘睡觉宪法’，成人要睡8个小时，至少7个小时；青年人要睡10个小时，睡少了不行，睡少了，现在受损失，将来也要受损失，不管怎么紧张，睡7个小时，差半个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要强迫干部执行，忙时6小时，闲时7小时，这是至少。你们干活有没有连长？” 大家回答：“有”。主席说：“连长指挥，就在当地睡觉，你们都要当成大事研究，这才叫优越性，优越性都不能睡觉，能行吗？听田家英说，七里营的社员摘棉花，上午效率比下午高，就是中午没有休息好。”当耿其昌汇报到办食堂的问题时，毛主席关切的说：“你们说办好食堂是件大事，是啊，群众一是要吃饭，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上热饭；二是要睡好，不睡也不行，你们这里群众一个月吃多少斤粮食？”耿其昌回答说：“每人每月吃50斤粮食。”毛主席又问：“有没有菜？吃多少盐？多少油？一天五钱油行不行？群众还可种些油料，棉籽油也可以吃，一定要让群众吃饱，不仅吃上盐，吃上油，一个礼拜能不能吃回肉。这些事都要管啊！” 当耿其昌汇报说“食堂除每人每月50斤粮食外，还有饭和菜，对‘五种人’还有照顾时”，主席问：“哪五种人？”“就是老人、小孩、病号、产妇、客人。”主席又问：“怎么照顾呢？”耿其昌说：“老人住幸福院，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病人派人伺候。”主席又问：“你们的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啊？幸福院有多少人去？老人都愿意去吗？有不愿意去的吗？在幸福院让老人做活不做？” 史向生书记插话说：“家里有人照顾的老人不愿意去幸福院，无人照顾的老人才去幸福院。有的老人闲不住，也自动做点活。”主席说：“管饭吃的人要注意哟，过去我们不当保姆，如今办了食堂、幸福院、托儿所、幼儿园，大人小孩都得管，管就要管好，食堂要比父母的好一点，大锅饭要比小锅好才行，不好办食堂干什么？办好才显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所以要求把食堂办好！” 当修武县县委书记张洋芹站到毛主席前，毛主席问：“你是哪个修武县？一县一社？”张洋芹说：“是修武县，是个小县，15万人，我们是一县一社，这里既有全民所有制，又有集体所有制，这该怎么进行分配呢？” 毛主席说：“嗯，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只有你提到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提得的好，应该很好研究，要实行按劳取酬，供给制加工资制，还要发点奖励工资。”毛主席问：“你们这里，社员发不发工资？”刘东升回答说：“有60%的社员能发上工资。”毛主席说：“这就是说，有40%的社员发不上工资，那么，60%的社员工资人民币从哪里来？”刘东升回答说：“社员们卖棉花、卖粮食换来人民币。” 毛主席又问：“谁买你的棉花和粮食？谁是修武的？你们的工资发多少？有没有发工资？”张洋芹说：“没有发。”毛主席摇了摇头说：“你们说的发工资，靠不住吧，公社实行供给制、工资制，要不发点工资，不好吧，人民公社，最少也要发几毛钱的工资，或几块，几十块，你们这里的分配水平怎样?”耿其昌说：“平均分配每人在70元左右。”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还要实行按劳取酬，实行供给制加工资制好，而且还要发点奖励工资。不发工资，怎么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呢？” 毛泽东主席没有再发问，他深深地吸了口烟，语重心长地说：“管饭吃的人要注意，现在办食堂，大人孩子都要吃，一定要大家吃饱，穿暖，这才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锅饭比小锅饭要好，不好不行。”毛主席环视了一下，突然说：“我在想，食堂会不会垮？有没有垮台的食堂？食堂究竟怎么样？”在场人说，“食堂垮不了”“现在没有垮的食堂”。 主席问：“食堂要不要票？”“不要饭票”，众人同声回答。主席又问：“为什么食堂垮不了？”“大办钢铁把锅都砸了。”毛泽东听了说：“哎哟，你们这个命革的好厉害呀，为什么都砸了呢？让群众家里冒冒烟也是可以的呀。” 当毛主席从名单上看到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时，主席深情的说：“济源有个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侯树堂马上站起来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济源县建设好。”毛主席点到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时，陈春雨激动地同主席握着手。主席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他招贤纳士，不搞宗派搞“五湖四海”，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啊！” 陈春雨又向主席汇报了“宋朝时代安阳水冶、铜冶就有炼铁业，从考古出土的“坩锅”和石门楣上刻制着赵匡胤名字证实，赵匡胤在那里炼过铁”时，主席说：“赵匡胤祖籍河北涿洲，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父当过涿洲、冀洲刺史，他父亲是后唐、后晋的点禁军，赵匡胤年轻时漫游到湖北襄阳等地，至于是否在安阳炼过铁，就不知道了。” 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耿书记将地委副书记刘东升介绍给了主席，刘东升起身走向主席，主席握着刘东升的手问：“你现在抓什么工作？”刘东升回答说：“地委分工，我抓农业，眼下主要是小麦播种。”主席又问：“种小麦搞不搞密植？一亩地下多少种子？”刘东升说：“我们搞了密植，一般每亩二、三十斤，多者播种120斤。”主席问：“下这么多种子，能出来吗？”刘东升说：“种的早的已经出来了。”主席又说：“太密了，出来也会挤死，种地不能蛮干，要讲科学。你们这里土地深耕吗？”刘东升汇报说：“深耕，种麦时，一般耕五、六寸，七、八寸，深耕的地方翻一、二尺深不等。” 主席说：“麦子种了以后，冬季管理要注意，要追上肥料。种地嘛，要深耕细作，作到少种多收，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改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深耕要分层施肥，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你们区有多大面积？这要慢慢来，不要马上把大田毁掉，搞试验田，真正的深翻，不只是7、8寸，而是1、2尺，深耕加机械化，不然要累死人的。今后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农业产量，每亩地先搞一千斤，然后搞到二千五百斤就好了，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几年十几年，逐步过渡。” 主席加重语气说，“现在搞农业生产，是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作战，虽然比打日本、打蒋介石好些，可是，搞不好也会死人的。所以，要讲科学，不能盲目干，也不要蛮干，比如，深耕的话，耕多深好，密植下多少种子好，都要研究，先搞“试验田”，逐渐摸索总结经验，然后才能推广。” 五 夜，静悄悄的。站在毛主席专列下边等候的人越聚越多，估计有一、二百的样子。时间已是夜里十点半了，主席的会还在开。有的同志担心起来：“天黑又冷，车站聚集了这么多人，会议进行这么长时间了，主席还能下车接见我们吗？就是能下车接见大家，光跟大家握握手，也够主席累的呀！”有的同志说：“只要主席接见，就是不握手，让我们亲眼见见，也是最大的幸福。” 站台上虽然聚集了这么多人，仍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人高声说话。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着，沉浸在美好而幸福的憧憬里。正在大家担心的时刻，忽然，田家英主任出现在专列的车厢门口，他向大家说：“同志们，主席的会议仍在进行，现在天气寒冷，主席要我给大家说，开完会一定接见大家，还要和大家照个相。主席还说，天太冷，在风口站着容易感冒，要大家到候车室休息，会议结束后再接见大家。”等候的人听田主任一说，顿时沸腾了。“哎呀，主席真英明，多么关心大家的健康啊！我们生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时代，是多么的幸福啊!”等候的人群中发出这样的赞语。 主席的座谈会接近尾声，时间已到晚上11点，主席问，“你们这里还在搞什么‘连轴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会转死人的哟！种地要讲科学，不是说过嘛，实干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嘛，有人就是不结合，不行啊！”说罢，主席看了一下表，从坐位上站起来，对大家说：“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喽，到此结束。”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忙起身离坐，主席站在门口，再次和大家一一握手送别。会议自始至终，主席都是边问、边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与会同志坐在主席面前，聆听他幽默风趣而寓意深刻地教诲，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时针指向11点20分，毛主席经过短暂的休息，准备接见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地、市、县委领导同志。这时，省委史向生和地委耿其昌出现在毛主席的专列门口。史向生向列车下边一看，黑鸦鸦一片。他手扶车门，对耿其昌说：“老耿啊，不行啊，人太多，车厢容不下，再说主席也太累了，还要赶路，派代表来吧!”耿其昌书记看了看渴望见到毛主席的人，有些难为情地说：“同志们，主席原来打算座谈会结束之后，下车同大家见见面，在一起合个影。因为会议开的时间太长了，天冷夜黑，主席太累了，从下午到现在，一直开会，和罗部长、滕部长商量，主席就不下车了，在列车上接见大家，可是人又太多，不能都上车呀！” 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等候见主席的同志，有些为难地、嘴里打着吸溜说：“嘶——谁上车呢？这样吧，各县的县委书记、地委委员上车，其他同志就不上车了，上车要有秩序，不要拥挤，从南门上车，通过主席办公室，再从北门下车，现在开始上车吧!”听到耿其昌点到名的同志，眉开眼笑，欢欣鼓舞，两步并作一步，快速登上主席的列车。 专列门口由专署公安处长高雷把守着。这时，我心急如焚。我只是《豫北日报》(前身是《新专日报》)的一个编委，轮不着受毛主席的接见。一时间，急得出了一头汗，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愿不能实现，怎会不急呢！可是我不甘心就此离去。在安阳地委时，我一直跟随身患多种疾病的陈东升书记工作，此时，陈书记刚被从医院接来，我由我负责照顾着他。等其他人上去后，行走不便的陈书记才能上车。此时此刻，我站在专列旁，眼睁睁地盯着车厢口。 六 正在这关键时刻，刘东升书记从车上下来，我小声喊：“刘书记!”他看是我，没有答话，走到我身旁，用胳膊捣了我一下，低声说：“九龄，快搀扶陈书记上车。”我一听，心猛得一惊，头也有些胀了，忙定了下神，赶紧搀扶着陈东升书记上了车。到主席专列办公室，我看了一下表，时间为夜11点30分。被批准登车受主席接见的同志，一个个怀着兴奋而激动的心情，陆续来到接见车厢里。原来摆得整整齐齐的条桌和沙发，因登车的人多拥挤，工作人员急忙撤掉了，腾出地方，让人站立。 脚下的地毯喧腾腾的，人踩上去，没有一点响声。接见室的灯光，亮得像白天一样。主席站在车厢的最北头，我们是从南头上车，进到接见厅，自然就站在主席的面前。专列有良好的隔音设备，进到车厢，车外人们的欢声笑语就听不见了。就连火车的移动，也只能感到少有的“咕嗵、咕嗵”的震动声。这时，陆续登车的人站满了车厢，足有四五十人。 田家英一看这么多人，忙说：“老耿，你们咋这么多县委书记啊！”耿其昌站在史向生的身边，笑而未答。毛主席面朝西南站着，史向生站在车厢的西北角，面朝东南，耿其昌站在史向生的右侧，面向正东。同主席斜对面，形成了一个接见形式。主席红光满面，微笑着注视着大家，他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日光灯照耀下，越发显得精神十足。主席身穿一套笔挺的银灰色中山装，脚上穿着一黑面白底面鞋，周周正正。他那高大健壮的身体，显得那样的魁梧。我右眼患病，视力不济，站在车厢最后边，总感到有些看不过瘾，就尽力瞪大眼睛，总想把主席的一切尽收眼底。 我的心一个劲地扑腾扑腾急促跳动，怎么也不能平静。主席开始说话了，他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乍一听，真有点分辩不清。他笑着问：“你们正在‘该’(开)会，‘改国’(解决)什么问题？”有人回答：“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问题。”“唔，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事。要调查，要研究，不能光凭脑壳。”主席说着，用右手指指了自己的头。 史向生书记插话说：“主席，开始吧？”主席点了点头。史向生说：“同志们，现在开始，我一个一个向主席介绍。”他指着站最前边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老杨，先从你这里开始。主席，这是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林县是山区。”杨贵上前，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主席摇晃着杨贵的手说：“啊，山区，大概你们那里很苦吧，山多吗？”这时，主席的随身摄影记者侯波同志的摄影机对着他俩。杨贵回答说，“不太苦了，有党的英明领导，面貌有很大改变。” 我听了主席的问话，悄声对陈书记说：“主席对山区人民的生活多么关心啊！”杨贵同主席握罢手，随即从北门出去下了车。我原以为主席会排着一个个握握手，握完都站在接见厅，再听主席再讲讲话，最后一齐下车。于是，我拉了拉想往前走的陈东升书记，悄声说：“陈书记，咱最后再往前去吧，你看，握罢手就下车走了。排在最后边，好在车上多听听主席的教诲呀。”陈东升小声说：“好好，咱最后再去。”于是，我拉了拉他退到了最后面，拿了只小凳子，让他坐下，我倚他身边站在车厢的西南角，聚精会神听主席的教诲。 史向生说：“老耿，往下这些同志的名字我还叫不清哩，你介绍吧!”耿其昌说：“可以可以。”接着，耿其昌向下介绍说：“这是原阳县委书记王九书同志。”王书记急忙趋前一步握住主席的手，主席说：“唔，原阳这个地方，临黄河，碱地很多，过去很穷，老百姓很苦，是吗？”王九书同志说：“是，过去是个穷地方，现在，我们引了黄河水，碱地改种了水稻，情况发生了变化，比过去好多了，不太苦了。”主席问：“社员整天劳动，能睡好吗？”王九书说：“能睡好，只是睡眠不足，睡的时间短。”主席说：“睡不够时间不行啊，睡觉也要分配任务，睡不够不行，只有休息好，生产效率才能高，你们说是吗？” 然后，耿书记将清丰县委书记介绍给毛主席：“这是清丰县委书记张振海同志。”“哦。”主席握着张振海的手，和蔼可亲地说，“清丰县。清丰、南乐、你们都属直隶，是河北人呐！”说着，主席笑了。接着被介绍给主席的是南乐县委书记李光远，主席握着李光远的手说：“嗯，你也是河北人。”“这是内黄县委书记杨树勋同志。”“‘内黄’？是哪两个字呀？”主席问。“内外的内，黄河的黄。”耿其昌作了解释。“哦，内黄，有‘内黄’，有‘外黄’没有？”主席风趣地追问，一下把大家逗笑了。 大家上车后的紧张心情被主席风趣问话吹到了九霄云外，只听杨树勋同志说：“只有内黄，没有外黄。”主席操着浓重的乡音幽默地说：“没有‘外行’，哪来的‘内行’啊！”大家一阵大笑。事后，同志们才理解主席所问外黄。历史上确有外黄，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当时，大家误以为主席说的是一句风趣话。主席的知识真是太渊博了！ 整个接见厅里洋溢着活跃的气氛。按照排列顺序，被接见的同志鱼贯前行。接着耿其昌将地委办公室靳承斌主任介绍给主席。主席未听清什么名字就问道：“叫什么名字?”耿其昌、靳承斌同时作了介绍，主席“呵”了一声，伸出他那厚实的手，和靳承斌握了几下，靳承斌恋恋不舍地松开了主席的手，走出北门，下了车。 接着耿其昌将濮阳县委书记王惠民介绍给主席，主席握着王惠民的手说：“濮阳，濮阳很大吧，现在还有那个北门没有？”王惠民说：“原来的老城，已被黄河水淹没不存在了，如今的濮阳，是后来迁的新址。”我听了感到惊奇，心想，莫非主席到过濮阳！转念一想，不是，主席问的北门，原是宋朝时代，宋辽大战时，宋真宗曾登上澶州北门楼，挫败辽兵，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的那个北门啊！当汤阴县委书记刘民生走上前去，耿其昌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握着刘民生的手说：“唔，汤阴，那是岳飞的故乡，他爱国啊!” 然后，王文周被介绍给主席。主席握着王文周的手问：“什么名字?”“王文周，滑县。”“称过滑州吧？”这时，轮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田秀清见主席，耿其昌立即作了介绍。主席亲切而和蔼地握着田秀清的手说：“我们认识，请代我向群众问好！”田秀清激动地说：“请主席有机会再到七里营看看，大家都很想念主席。”主席笑着说：“你给大家说，这次没时间了，有机会再去看望大家。”说着，主席话锋一转，问：“你们那里有食堂吗?”“有。”田秀清激动地作了回答。主席又问：“食堂能垮不能?”田秀清说：“垮不了，很巩固。”主席再问：“垮了行不?” 主席这么一问，田秀清面露难色，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主席接着说：“真正垮不了的，就要办好，要方便群众，让大家吃上热饭。你那里群众一天休息多长时间？”“五六个小时吧。”田秀清立即作了回答。主席关心地说：“要让大家休息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有劳有逸。” 七 主席累了，被接见的队伍加快了。主席问话少了。按照顺序，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辉县县委书记谷占春、焦作市委书记张重、安阳市委代理书记李绪三、鹤壁市委书记郝明甫、博爱县委书记李永昌、沁阳县委书记张输儒、武陟县委书记魏民、孟县县委书记李如林、获嘉县委书记王兴云、汲县县委书记李全来、长垣县委书记段美敏、浚县县委书记马长太，以及地委一些部长、局长同志，先后受到主席的接见后，陆续下车走了。车厢里只剩几个人了，眼看就要轮到陈东升书记和我了。 于是，我搀扶着陈东升书记慢慢走上前去，此时此刻，我的心急剧跳动，紧张得出了一头汗。女摄影记者侯波同志的摄影机不停地“咔嚓、咔嚓”地响着，闪光灯一闪一闪，不时发出亮光。当时，我因文字负担重，加上不断熬夜，眼疾复发，闪光灯一闪，刺的眼睛睁不开还流泪。侯波同志瘦小而低矮，此时也显得疲倦了，累出了满脸汗。她一会儿站在这里，一会站在那里面，一会儿登高，一会儿伏身弯腰，汗珠顺腮帮流了下来，她也不顾得擦。 她身旁有位女服务员，手里端着盘子，上边放着毛巾，另有3名男同志，手托两部摄影机，为她上胶卷，传递摄影机。一位同志站在一旁，记录着被接见同志的姓名、职务。当侯波的摄影机稍一停顿时，那位女服务员敏捷地过去为她擦一把汗。我离主席越近，心跳的越历害，我伸出左手，按住胸口，尽力使急促跳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终于，我站在了主席面前，握住了他那温暖而厚实的大手，一股热流顿时流遍全身。我仰脸仔细端详着主席，可是，眼却被什么东西蒙住了。原来想向主席说的几句话，也忘得一干二净。没等耿书记介绍，我定了定说：“我是《豫北日报》的郭九龄。”主席握着我的手：“噢，郭一九一龄，郭一九一龄。”我又握了几下，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转身站在主席左后边，等候着陈东升书记和主席谈话。 这时，主席的警卫员碰了我一下，示意我下车，我悄声对他说：“我等着搀扶陈书记，他身体不好。”他点了点头。我站在那里听主席谈话。陈东升是被接见的最后一个，他拖着伤残的腿，一歪一歪地走向主席。史向生见陈东升走上来，急忙向前扶住他的胳膊：“呵，老陈呐。主席，这是地委第二书记陈东升同志，身体不太好，在住院休息。”主席笑哈哈地趋前一步，紧紧握住陈东升的手，说：“唔，我们认识，是老相识喽，你的身体不太好，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还是晚几年再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多为人类做几年贡献，人民还需要我们呐！”我站在一旁，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陈东升紧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也流了下来，他的嘴一张一张，很是感动，却没有说出什么。主席又晃着他的手说：“别激动，把身体治好，为人民多做几年贡献！”陈东升恋恋不舍地握着毛主席的手，根本不想松开。我急步上前，搀住陈东升书记下车。这时，车站静悄悄的，耿其昌、陈东升、我，站在列车下边。只见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接见车厢，向后边的休息车厢走去。罗部长、滕部长、史向生站在车门口，向我们招了招手。主席的列车，一声长笛，徐徐启动，我看了一下手表，已时11月1日零时30分了。 我们挥手目送主席专列离开新乡车站，向郑州方向驶去。 附 记 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地市县委领导同志的情况，其规模之大，除指定的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之外，尚有部分县的县长、地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等；时间之长，一个小型座谈会、一个大型接见，先后达五个小时；探讨问题之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深翻土地、秋收种麦、群众生活、社员分配、奖励政策、干部作风、科学精神与实干结合、土地轮作、密植等，别说在河南，就是在全国，恐怕也非常少。 当时，我是《豫北日报》的编委兼农村组长。编委研究决定：对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地市县领导同志的情况，《豫北日报》拟定在毛主席65岁诞辰之际(1958年12月26日)或1959年元旦佳节时，以整版篇幅，套红刊出。 为了更完整地发布这一消息，以地委名义去信，向新华社随主席记者侯波同志商讨照片事宜。侯波同志很快给选寄来十副照片。我们从中选出四副拍摄效果最好的照片，制成了铜版，并拟好三个题目：消息为《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我区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同志》；通讯为《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区部分地市县领导同志》；配发社论，题目为《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 副总编傅金元同志委托我起草这几篇文稿，我感到担子太重，推辞说：“老傅，你下手吧！”他说：“我只从车上走了一趟，同毛主席握了握手就下来了，而你自始至终在车上，还是你写吧！”我说：“可是，接见前的小型座谈会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说：“你找老耿谈谈再写。” 于是，我约耿其昌书记谈了一个多小时，还特别询问了许多细节。又同刘东升副书记研究了社论的指导思想。起草好后，交傅金元同志过目修改，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然后，计划报刘东升副书记审阅。 一天，几位编委在一起议论这个版面问题时，石文生同志提出：“主席在新乡的活动，新华社未发消息，咱们公开发表主席的活动情况，是否给省委打个招呼？”傅金元同志说：“可以用电话向省里说一下。”后向省委请示，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主席接见豫北领导干部的情况，新华社没有报道，咱们作为地方报道，公开发表主席的活动情况，恐不太合适。”于是，这一报道计划未能实现。回想起来，真是一大历史的憾事，至今追悔莫及。 这组材料及制好的印刷铜版，我装在一个档案袋里。后来，《豫北日报》准备撤销，我在工作调动前，将材料移交给了其他同志。撤销《豫北日报》时，我已离开报社，这些档案流转到了何处，是地委宣传部还是档案科，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总觉得这组重要档案不会丢失。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我向新乡地委党史办聂世修同志讲了此事，请他查找一下这组材料，后来他说未能查到。遗憾的是，这时傅金元同志已去世，其他人就不知情了。 幸好那天夜里我回工厂值班，工作间隙，我将接见情况简要作了追记。在“文革”期间，我将追记从笔记本上撕下，夹在《毛泽东选集》当中，才得以保存下来。后刊登在《南乐文史》上。耿书记向我介绍情况的笔记本，因被抄家而荡然无存。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我赶写了一篇粗略的稿件，由《安阳党史》和《濮阳政协文史资料》刊出。 有不少同志看后觉得材料太粗，遗漏太多，要我重新补充修改，写出一个较完整的材料。于是，我找到当时地委办公室主任靳承斌同志，将耿书记汇报的主要数据作了核实，核对了被接见的县委书记名单，又参考陈春雨同志、靳承斌同志、苏华同志的回忆文章，终于整理出来一篇较完整详实的稿件。送濮阳市政协副主席郭孝义同志审阅时，他又对车站安全保卫工作作了重要补充，使这篇材料更加完善。 近几年，我又跑到一些亲历接见事件的老同志那里，打听当时照片的下落。终于在陈东升书记的儿子援朝、海朝同志那里找到几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使这份遗憾得以补救，这真是一大喜事！(作者郭九龄，曾任中共南乐县委统战部部长，该文曾发表在2003年《濮阳党史》第1期。在此处发表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