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呈祥曾亲手导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四位红军高级将领——董振堂、陈海松、孙玉清和杨克明，被他折磨致死，遗体还遭到羞辱。

红军的这笔血债，随着战火的蔓延和岁月的更迭，似乎注定要被历史清算。

然而，十二年后的1949年，当解放的曙光照亮大西北，新疆的政治风云骤变，作为蒋介石在西北的嫡系将领之一，马呈祥却并没有成为清算名单中的一员。

陶峙岳，这位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面对马呈祥及其同党叶成、罗恕人的顽固抵抗，不但没有将他们绳之以法，反而为他们安排了一条安全出境的路，还发放护照并赠予巨款。

为何一个曾残忍屠杀红军将领的罪人，最终却能带着黄金安然离境，辗转海外，甚至晚年还能在台湾安享生活？

1937年，红西路军在寻求向中苏边境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穿越由马呈祥和马步芳控制的地区。

红西路军在穿越该区域时，由于长期的行军和连续作战，后勤补给已严重不足，弹药和食物短缺，使得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马呈祥利用这一优势，部署了他的精锐部队在关键的山口和峡谷设伏，意图切断红军的行进路线。

随着红军逼近，马家军以猛烈的火力开场，机枪和迫击炮的声音在峡谷间回响，红军士兵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展开反击。

面对弹雨，红军尽力保持队形，尝试用掩体和地形回避敌人的炮火。

然而，由于敌强我弱，伤亡数迅速上升。

在一次试图突破包围的行动中，红军的一个营遭到了马家军的伏击，马呈祥亲自指挥这次行动，确保了红军无路可退。

红军战士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前行，尽管他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但无奈敌众我寡，很多红军士兵在这场伏击中壮烈牺牲。

战斗的高潮在一座狭窄山谷中达到顶点。

红军的一个小分队被完全包围，他们在山谷中与马家军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战。

尽管处于劣势，红军战士们仍顽强抵抗，试图找到突围的机会。

然而，马家军的火力过于密集，红军的抵抗渐渐无力回天。

伤亡惨重的红军最终无法抵抗马家军的围剿，许多战士在战斗中被俘。

被俘的红军战士随后遭到了马家军的严刑拷打和虐待，马呈祥命令严刑审讯以获取更多关于红军其他部队的信息。

俘虏营中，红军战士在缺乏食物和医疗条件的极端环境下，面临着极为严酷的待遇。

1937年，红西路军在绝境中与敌人展开一场场血战，四位将军董振堂、陈海松、孙玉清、杨克明的牺牲，成为那段历史中最为沉痛的一页。

1月12日，甘肃高台，董振堂率部迎战马家军。高台县城易守难攻，但面对马家军六七倍于己的兵力，红军处境异常艰难。

董振堂坚持带头守城，在连番激战后，弹药逐渐耗尽。红军官兵宁死不退，在残酷的巷战中逐一倒下。

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带着最后的部队战至最后一人，壮烈牺牲。

他牺牲时年仅42岁，许多战士的尸体横陈在城墙和街巷。

两个月后，3月，梨园口又成为红军的浴血战场。

陈海松亲率交通队掩护红西路军总部撤退。

他们与敌人展开拉锯战，在冰天雪地的山间阻击马家军的追击部队。

陈海松身先士卒，战斗中多处中弹，最终因伤势过重倒在战场。

3月，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孙玉清身上。

在祁连山一带的游击战中，他与队伍分散后被敌军俘虏。

叛徒的告发使得马家军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孙玉清毫不妥协。

5月下旬，敌人以残忍的方式将他杀害，年仅28岁。

这位年轻的将领本有大好前途，却在最壮丽的年华中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高台的战斗还未结束，1月23日，杨克明率部坚守高台。

敌军重重围困，城内外断绝联系，杨克明和战士们仍拼死抵抗。

无论是城墙上的进攻，还是巷战中的死守，杨克明都冲在最前线。

然而敌军的优势过于明显，战斗最终演变为一场惨烈的肉搏战，杨克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然而，这些烈士的牺牲并未使马呈祥满足。

他在战后下令将四位将军的遗体拖出，进行公开侮辱，以恐吓当地百姓和红军残部。

他的行为引发了极大的愤怒，成为红军士兵和百姓永远无法忘却的耻辱。

四位将军如果能幸存下来，以他们的才干和坚韧，完全有能力在解放后的中国担任更高的职务，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1949年，新疆的局势进入关键时刻。

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逐步明朗，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已无力顾及西北边陲。

新疆作为战略要地，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控制中亚、制衡苏联的重要屏障。

然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陶峙岳这个掌控新疆军政大权的人物却选择了一条与蒋介石背道而驰的道路。

陶峙岳掌握着驻新疆十万官兵的指挥权，是蒋介石在西北地区仅存的重要军事力量。

为避免生灵涂炭，他决定以和平方式实现新疆的归属。

这一决定在当时被称为“和平解放新疆”。

然而，这一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

陶峙岳的部下中，以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为代表的三名师长，对起义表示强烈反对。

他们在新疆军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兵力虽不多，但手握精锐部队，随时可能对陶峙岳的行动构成威胁。

三人公开反对起义，并积极在军中宣传所谓“效忠中央”的口号，试图煽动更多官兵对抗陶峙岳的决定。

特别是马呈祥，他不但与叶成、罗恕人密谋制定反制计划，还试图破坏陶峙岳与中共之间的联络。

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切断陶峙岳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就能阻止和平解放的进程。

陶峙岳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他安排得力助手刘孟纯担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并作为与中共接洽的重要桥梁。

然而，马呈祥等人很快将目光锁定刘孟纯，认为除掉这个中间人便能阻断陶峙岳的行动。

三人密谋派兵抓捕刘孟纯，并计划通过控制他来胁迫陶峙岳放弃起义。

陶峙岳的警觉性和对内部局势的掌控能力使得这场阴谋没有得逞。

他通过可靠的情报网络获悉了马呈祥等人的计划，并立刻采取了应对措施。

他一方面加强了对刘孟纯的保护，派出警卫队贴身守护，另一方面秘密观察马呈祥等人的动向，寻找机会与他们正面交涉。

关键时刻到来了。

9月19日深夜，陶峙岳决定亲自出面解决问题。他带着少数亲信官兵来到马呈祥的住所。

这次突如其来的拜访，让马呈祥感到十分意外。他原本正在与几名心腹商讨行动细节，听到陶峙岳的到来后，迅速起身迎接。

尽管表面上态度恭敬，但屋内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

陶峙岳并没有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对起义有疑虑，也听说了你们的计划。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起义是势在必行，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商量。”他语气坚定，没有丝毫的犹豫。

随后，他详细阐述了当时的局势，指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败退已成定局，新疆的军政局面也早已倾向于和平解放。他提醒马呈祥，与其顽抗到底，不如顺势而为。

马呈祥显然没有料到陶峙岳会如此直接。他试图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但陶峙岳没有给他太多机会。

他继续说道：“你们手中那些兵马，能否挡住十万大军？能否改变局势？即便蒋介石在你们背后支持，又能撑多久？”

面对陶峙岳的强硬态度，马呈祥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

陶峙岳见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我愿意为你们安排一条出路。如果你们不想参与起义，我可以让你们安全离开新疆，同时提供一笔钱，保证你们的生活。”

在陶峙岳果断的政治操作和强大的压力下，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三人无力再抗。

为了避免可能的内乱扩大影响，陶峙岳迅速给三人发放护照，他命令部下确保马呈祥等人安全离开新疆。

同时，他还给予他们一笔足够丰厚的资金。

随行的护卫将黄金分装成若干小箱，交付给三人。

据后来的随从回忆，仅马呈祥个人就获得了约8000两黄金。

这些财物被妥善登记，护卫队全程护送至中印边境，直至确认他们平安越境。

马呈祥抵达印度后，没有急于前往台湾，而是选择暂时在沙特阿拉伯逗留。这一选择显然与马家军在当地的旧势力基础有关。

沙特当时聚集了一批散布海外的马家军残部，他们与当地势力保持一定联系。

凭借这些旧日关系，马呈祥在沙特暂时站稳了脚跟，甚至借此过了一段颇为舒适的日子。

随着国共内战彻底结束，马呈祥还是决定前往台湾。

在1950年，他带着家人抵达台湾。由于马呈祥曾在新疆效忠国民党，而蒋介石也急需安抚这些旧部以维系军心，马呈祥并未受到任何政治打压。

反而因为其军中资历，他得到了较为体面的职位安排。

蒋介石重新启用了他，将他安置在澎湖防卫部担任副司令。

由于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他在台湾的军中环境相对宽松，平日里处理的事务也较为轻松。

他始终保持着蒋介石的信任，在副司令的职位上做了很多年，直到1970年代在台湾去世，享年七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