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熟读儒家经典的学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对于现实的政治和人事皆有理想化的诉求。在他们的理想中，天地之理或许已经备于书房中所藏的经典中，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人和事物发生关系，都可以以书和书中所载的道理为纽带。这些学者们思考的模式，都是从文本中汲取观物省己的道理，然后尝试运用到接人应物上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也就是理论上应该如此和事实上并非如此的鸿沟，却难以跨越。在这个巨大的鸿沟面前，很多学者选择从现实中退回到书斋中，试图在文本层面构建自己的理想世界。
图1-11 清顺治间刻本《李义山诗集》
书中有大量朱、墨、绿、紫四色批校
文本中有事理层面的内容，也有艺术方面的特征。因此，建立在文本之上的，其实是一种理性而充满艺术气息的生命哲学。在校勘、考证中，学者们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文本理性。从现有的批校本中来看，这种文本理性并未被学者们投入到现实层面，它更多地是停留在学说层面。由文本构建起来的理性世界，却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从现实中退回的领地，一个充满了集体想象的桃花源。这些深悉经典文本而疏于现实的学者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遵循着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外界环境有着颇具诗意的观照方式，他们对于学术材料、书籍都是以审美的态度来赏玩。大体来讲，清代学者的思维模式，有的偏向理性和事功，有的偏向艺术，但都未完全抛弃任意一方，而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即使是在文本世界的构建中，他们也并未以“完成”某项任务或是写出一本书、一篇论文为目的。在很长的时间序列里，在极其复杂的空间转换中，他们进行的所有的学术活动本身即有其意义。过程的重要性要高于结果；体悟的重要性要高于目的。学术不仅是其“志业”——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还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儒家学者，也就是“读书种子”，都具有一种理性的审美人格：一方面，通过阅读与思考的训练，他们具备了追求真理的态度与能力，时时在追寻安身立命之基；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日常学术生活中的美感，使得自己的心灵得到应有的慰藉。他们修身立命最重要的功夫就是读书的功夫，而读书与学术从来不只是理性地追求“真理”本身，它关乎生活与对于生命的体悟。这种知性而充满诗性气息的生活，或许也符合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导。
图3-11 《李义山诗集》，何焯、陈崿、纪昀等人的
批校分别以朱、墨、蓝、绿诸色过录。
国家图书馆所藏吴志忠过录何焯等批校本《中吴纪闻》（索书号：S2196）的目录之后有吴志忠的一则题跋，曰：
道人（吴志忠）于是书凡四校：何义门先生旧抄本沉秋田先生临校者也，毛子晋刻录原本经子晋及陆敕先所订定者也，武源氏以宋本校者也，明人抄《说孚》所录本也。合之旧有绶阶所校陶、蒋二氏本而六矣。今又遇毛斧季手校叶文庄藏本，乃知即为何义门本所祖，覆勘下，实补挂漏甚多。道人于是书也，亦何缘之深邪！
吴氏相信自己与《中吴纪闻》这一书有着深厚的缘分，明清时期的学者也许都相信自己与书有着某种缘分。这些“读书种子”是一生从事与书籍和文本有关活动的最纯粹的学者，书和文本中究竟有没有他们追求的终极答案，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这种与书的缘分，确是他们所念念珍惜的。
